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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平台就业者保护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外卖配送、网约车服务、网络直播、知识付费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平台就业形态快速崛起。这类就业模式突破了传统雇佣关系的时空限制，为大量劳动者提供了灵活就业机会，据相关统计，我国数字经济平台就业者规模已超8000万人，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蓄水池”。然而，在就业形态创新的背后，平台就业者的权益保护问题日益凸显：劳动关系认定模糊、社会保障覆盖不足、职业风险抵御能力薄弱等问题，不仅影响就业者的获得感与安全感，更制约着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构建与新型就业形态相适应的保护体系，已成为当下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

一、数字经济平台就业者的群体特征与现实意义

（一）就业群体的多元构成与工作模式

数字经济平台就业者是一个高度细分的群体，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依托平台提供即时服务的“跑腿型”劳动者，如外卖骑手、代驾司机；二是依赖平台流量变现的“内容型”劳动者，如电商主播、知识博主；三是借助平台对接需求的“技能型”劳动者，如在线设计师、远程程序员。他们的工作模式呈现三大特点：其一，劳动契约“去雇佣化”，多数就业者与平台签订的是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其二，工作过程“算法主导”，从派单规则到绩效评价均由平台算法自动完成；其三，收入来源“多平台化”，为提高收入稳定性，许多就业者同时在多个平台接单。

（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

这一群体的存在具有显著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意义。从经济层面看，他们是数字经济生态的“毛细血管”——外卖骑手保障了“最后一公里”的消费便利，网约车司机提升了城市交通效率，电商主播激活了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直接推动了数字经济GMV（商品交易总额）的增长。从社会层面看，平台就业降低了就业门槛，为农村转移劳动力、下岗再就业人员、残障人士等群体提供了“低技能可进入、多劳可多得”的就业选择，成为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重要抓手。更值得关注的是，部分“技能型”平台就业者通过积累客户资源与专业口碑，逐步向小微企业主转型，形成了“就业-创业”的良性循环。

二、当前就业者权益保护面临的突出挑战

（一）劳动关系认定模糊导致权益“悬空”

传统劳动法律以“从属性”为核心认定劳动关系，即劳动者需服从用人单位的工作时间、地点与管理。但平台就业者的“从属性”呈现“弱化为合作、强化为控制”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平台不直接规定工作时间，就业者可自主决定接单与否；另一方面，平台通过算法规则（如接单率、好评率）间接控制劳动过程，若就业者不满足平台设定的“隐形标准”，将面临派单减少、收入下降的惩罚。这种“形式上平等、实质上控制”的关系，导致就业者难以被认定为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进而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带薪休假等法定权益。以某外卖平台为例，其注册骑手中仅不足10%与平台或第三方服务商签订劳动合同，其余均以“个体工商户”或“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一旦发生工伤事故，往往陷入“无主体担责”的困境。

（二）劳动权益保障存在制度性缺口

一是收入稳定性不足。平台就业者的收入多采用“基础单价+奖励补贴”模式，但奖励规则（如高峰时段补贴、好评奖励）由平台动态调整，且部分平台存在“抽成不透明”问题。有调研显示，某网约车平台抽成比例在15%-30%之间浮动，司机难以预判实际收入；二是工作强度超限。为获取更高收入，许多就业者被迫延长工作时间，外卖骑手日均工作时长普遍超过10小时，连续接单导致疲劳驾驶、闯红灯等违规行为频发；三是职业安全隐患突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属于交通事故高风险群体，而平台多通过购买“意外险”替代工伤保险，赔付额度远低于工伤赔偿标准；四是数据权益缺失。平台掌握着就业者的接单记录、客户评价等核心数据，但就业者无法获取或利用这些数据提升自身职业竞争力，数据收益几乎全部归平台所有。

（三）职业发展通道受限引发“成长焦虑”

与传统雇佣关系中的劳动者相比，平台就业者的职业发展面临“三重瓶颈”：首先是技能提升缺乏支持，多数平台仅提供基础操作培训（如外卖配送流程、直播设备使用），缺乏针对职业能力进阶的培训（如数据分析、客户管理）；其次是社会认同度偏低，部分就业者因工作灵活性被贴上“临时工”标签，职称评定、公共服务（如子女入学）等权益难以落实；最后是职业转换成本高，长期依赖单一平台的就业者，若因年龄增长、身体状况下降等原因退出，往往缺乏可转移的核心技能，重新就业难度大。例如，某调研机构对40岁以上网约车司机的跟踪调查显示，近30%的受访者担忧“开不动车后的生计问题”。

三、构建多维度协同的保护体系

（一）完善法律制度：明确新型劳动关系界定标准

破解权益保护难题的关键，在于推动劳动法律的适应性调整。一方面，需突破“非此即彼”的劳动关系认定框架，探索建立“不完全劳动关系”等中间形态，将“经济从属性”（如收入主要依赖平台）、“控制管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