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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口述历史看浙江支宁青年的苦乐与奉献：农垦支青社会记忆的深度剖析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20世纪50-60年代，在国家支援边疆建设的战略背景下，一场波澜壮阔的人口迁徙运动在中华大地展开。1958年，中央一声令下，全国掀起支援边疆建设的热潮，其中从浙江动员青年奔赴宁夏的行动尤为引人注目。中央计划从1959年起，用5年时间分5批次从浙江动员30万青年支援宁夏建设。这一计划得到了浙江青年的热烈响应，“一人支宁，举家生荣”的口号响彻浙江大地，“宁夏羊肉席卷餐桌，牛奶畅饮如水”等宣传语激发了无数青年对大西北的向往。他们踊跃报名，将一份份申请书递交给组织，甚至有人写下血书以示决心，夫妻双双报名、拖家带口支宁的情况屡见不鲜。

经过严格审查，一批批浙江青年带着《支宁光荣证书》，踏上了前往宁夏的征程。他们乘坐棚车专列，历经七天七夜，跨越长江、黄河，行程3000多公里，从江南水乡来到了西北的苍茫戈壁。据记载，1959-1960年，共有十万零三千浙江青年来到宁夏，平均年龄21岁，男女各半，堪称支援宁夏建设的生力军。他们的到来，为宁夏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安置方面，宁夏当地做了诸多努力。如前进农场作为第一批接待支宁人员的农场，面临住房紧张的困境，老军工们主动从土坯窑洞搬出，挤进马厩和牛棚，农场还将礼堂、仓库、教室以及戈壁滩上废弃的地窝子加以改造，安置支宁人员。这些地窝子方方正正，像小土盒子，朝南留个口子当门，用破布帘子遮挡风沙，屋顶架木棍、铺麦草再和上泥土，不仅狭小昏暗、空气流通差，夏天闷热难耐，土炕上还常有跳蚤出没，但支宁人员并未被艰苦的环境吓倒。

这些浙江支宁青年在宁夏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农业领域，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种植技术，如“温室育苗”和“密植插秧”，试种小油菜、莲藕、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并获得成功，还推广了水产养殖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宁夏的农业产业。水利建设方面，第一批到来的十万人中，有2400人参与青铜峡水电站建设，他们大干苦干六个月，助力大坝顺利建成；第二批四万多支宁浙江人中有5000多人参与西干渠二期工程建设，仅用半年时间就浚通了3米多高、宽20多米、长11公里的渠道，为宁夏的水利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1.1.2研究意义

对浙江支宁青年这一群体的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从群体认知角度看，有助于深入理解农垦支青群体的生活经历、心理变化和价值观念。通过对他们在宁夏的奋斗历程、面临的困难挫折以及所取得成就的研究，能够展现这一群体独特的精神风貌，让人们更加全面、真实地认识他们为宁夏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填补对这一特定群体研究的空白。

在理论层面，丰富了社会记忆理论的研究内容。社会记忆是一个群体对过去的共同回忆和理解，浙江支宁青年的经历是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他们如何构建、传承和演变自身的记忆，能够为社会记忆理论提供新的实证案例，推动该理论在不同群体和历史背景下的应用与发展，深化对社会记忆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的认识。

从历史文化传承角度而言，浙江支宁青年的故事承载着特定时代的历史文化信息。他们将浙江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带到宁夏，与当地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对这一过程的研究有助于传承和弘扬那段激情燃烧岁月的历史文化，让后人铭记先辈们的奉献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为宁夏乃至全国的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类似的人口迁移和边疆开发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社会学、人类学领域。例如，美国在西进运动中的移民研究，关注移民对当地社会结构、文化融合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方法多采用社会学调查和人类学田野考察。在社会记忆研究方面，国外学者如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理论，强调记忆是在社会框架中构建的，受到群体互动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但国外研究较少涉及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农垦支青现象，尤其是浙江支宁青年这一独特群体。

国内对农垦支青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在知青研究方面，学者们关注知青的下乡经历、返城后的生活以及知青群体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但对于浙江支宁青年这一具有地域特色和特定历史背景的群体，研究相对不足。在社会记忆研究领域，国内学者探讨了社会记忆与民族认同、文化传承的关系，以及记忆在不同群体中的表达和传承方式。然而，将社会记忆理论应用于浙江支宁青年群体的研究尚不多见。

在口述历史研究方面，国内学者认识到口述史料在补充和验证历史事实方面的重要性，积极开展对知青等群体的口述历史采集和研究工作。但针对浙江支宁青年的口述历史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缺乏对他们社会记忆的全面剖析。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在对浙江支宁青年群体的独特性挖掘、社会记忆的深入分析以及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等方面存在不足，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