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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屯田制度的类型与效果

引言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战乱频仍。持续数十年的兵燹不仅摧毁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更让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等传统农业区陷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绝境。粮食短缺成为制约各方势力发展的核心问题——袁绍军曾以桑椹果腹，袁术部众靠蒲蠃充饥，曹操征讨徐州时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在此背景下，屯田制度作为一种“兵农合一”的特殊生产模式，被魏、蜀、吴三国先后采纳并推广。这一制度不仅是解决粮食危机的应急之策，更深刻影响了三国时期的政治格局、军事战略与社会结构。本文将从屯田制度的主要类型入手，结合具体实践案例，系统分析其历史效果。

一、三国时期屯田制度的主要类型

（一）民屯：以流民为主体的生产组织

民屯是三国屯田制度中最基础、规模最大的类型，其核心是将离散的流民重新组织起来进行农业生产。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是曹操在北方推行的民屯体系。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因战乱、饥荒导致大量人口逃亡，土地荒芜。曹操采纳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于许下（今河南许昌一带）率先试行民屯，随后推广至兖、豫、司、雍等州。

民屯的运作机制具有鲜明的“国家主导”特征。从管理体系看，中央设大司农总领全国民屯事务，地方则按规模设置典农中郎将（相当于郡级）、典农校尉（相当于县级）、典农都尉（基层）等官职，形成独立于郡县行政系统的管理网络。这种“双轨制”设计，既避免了地方官员的干扰，又能集中资源保障屯田效率。

参与民屯的主体是“屯田客”，主要来源于战乱中失去土地的流民、部分被收编的黄巾军家属。这些人被编入“屯”作为基本生产单位，每屯约有五六十户，每户耕种土地约五十亩（汉制，约合今20亩）。生产所需的耕牛、农具由官府提供，若使用官牛，收获后需将50%的粮食上缴；若自备耕牛，则上缴40%。这种“分成租”模式兼顾了国家与屯田客的利益——官府通过集中经营快速积累粮食，屯田客则在战乱中获得稳定的生产资料和生存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民屯中的“屯田客”虽名为“客”，但人身依附关系极强。他们被严格限制迁徙，不得随意脱离屯田组织，甚至子孙后代也需继承屯田身份。这种“世业制”设计虽保证了劳动力的稳定性，却也为后期制度僵化埋下隐患。

（二）军屯：以士兵为核心的战时补给

军屯是屯田制度中与军事行动结合最紧密的类型，其核心目标是解决军队长期驻防或远征时的粮草运输难题。三国时期，军屯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固定驻地的“常驻军屯”，另一种是随战线推进的“临时军屯”。

常驻军屯以曹魏在淮河流域的屯田最为典型。曹魏与孙吴长期对峙于江淮一线，若从后方运粮，“每有军事，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为改变这一局面，司马懿采纳邓艾的建议，在淮南、淮北开展大规模军屯。具体措施包括：调遣五万士兵（其中二万人轮休，三万人常驻），以“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的密度开垦荒地；疏浚河道、修建水利设施（如广漕渠），将屯田区与运粮河道连通。据《三国志·邓艾传》记载，此举“每岁积谷五百万斛”，足够十万大军食用一年，彻底解决了对吴作战的粮草问题。

临时军屯多见于蜀汉北伐期间。诸葛亮五次北伐曹魏，均因“粮运不继”被迫撤退。为突破这一瓶颈，他在汉中、渭南等地推行临时军屯。例如建兴十二年（具体年份按用户要求概括为“某次北伐期间”），诸葛亮率大军进驻五丈原，“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参与屯田的士兵“杂于渭滨居民之间”，一边作战一边耕种，既减少了对后方运输的依赖，又缓和了与当地百姓的关系。这种“兵民杂屯”模式是军屯的灵活变体，体现了蜀汉根据地理条件调整策略的智慧。

军屯的参与者以现役士兵为主，部分情况下会纳入士兵家属（即“士家”）。例如曹魏规定“士家”需随军屯垦，士兵作战时家属耕种，士兵休整时共同劳作。这种“兵农合一”的模式既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又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三）特殊类型：山越屯田与边郡屯田

除民屯、军屯外，三国时期还存在两种具有地域特色的屯田类型，分别是孙吴的山越屯田与曹魏的边郡屯田。

孙吴统治下的江东地区，山越人（古越族后裔）长期据守山林，与孙吴政权对抗。为解决“山寇未平，内难未弭”的困境，孙权采纳诸葛恪的建议，对山越人实施“围困劝降+强制屯田”的策略。具体做法是：将归降的山越青壮编入军队（史称“山越兵”），老弱妇孺则迁徙至平原地区，纳入民屯体系。例如建安年间（概括为“某时期”），孙吴在毗陵（今江苏常州）设置屯田区，安置数万山越人口，“岁收谷百万斛”。这种屯田不仅解决了山越的“化民”问题，更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土地开发。

曹魏的边郡屯田主要分布在与羌、胡等少数民族接壤的雍、凉二州。这些地区长期受游牧民族袭扰，农业基础薄弱。为巩固边疆，曹魏在敦煌、武威等地设置“戍田校尉”，组织士兵与当地百姓共同屯田。例如敦煌太守皇甫隆推广“耧犁”等先进农具，“省力过半，得谷加五”，既提高了产量，又通过经济利益吸引少数民族参与农耕，逐渐实现“边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