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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会安保用暗号放行126人

一、事件回溯：奥特曼贴纸背后的黑色产业链

在2023年至2024年的武汉，两场备受瞩目的演唱会——张学友和陈奕迅的巡回演出，本应是乐迷与偶像的双向奔赴，却因一场精心设计的“暗号放行”事件蒙上阴影。这场由安保人员主导的“特殊入场”操作，以一张售价不足一元的奥特曼贴纸为“通行证”，让126名无票观众绕过严格的验票流程，直通演唱会内场。

事件的核心参与者是安保外包负责人赵某与外部人员王某。2023年，负责两场演唱会安保工作的某公司分公司将部分验票服务及安保人员调配业务外包给赵某。赵某随即招募了临时保安李某、许某，负责检票这一关键环节——这是观众进入场馆的“最后一道关卡”。王某在结识赵某后，敏锐嗅到“商机”：利用赵某对安保人员的管理权，通过社交平台招揽买不到票的粉丝，收取费用后安排无票入场。两人一拍即合，迅速设计出一套“分工明确”的黑色产业链：王某负责在第三方社交软件发布信息，吸引求票粉丝，每人收取1500至2000元费用；作为“回报”，赵某安排李某、许某在验票时，仅核对贴有奥特曼贴纸的身份证，无需查验门票即可放行。

这套操作在张学友2023年9月武汉站（8日至17日）和陈奕迅2024年4月至5月武汉站（26日至5月5日）期间持续实施，最终累计放行无票观众126人，非法获利总额达19.4万余元。其中，王某向赵某转账分成9万余元，直接执行放行任务的李某、许某分别获得4500元和4000元报酬。直至事后通过内部审计或举报线索，这一规模化、组织化的舞弊行为才被揭露。经法院审理，赵某、王某因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获刑，赵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3万元，王某获刑十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李某、许某因情节轻微、认罪态度较好且获利较少，未被起诉。

二、漏洞剖析：安保体系的监管之困

这起“暗号放行”事件看似是个别人员的贪腐行为，实则暴露出大型演出活动安保体系中多重监管漏洞，值得行业深思。

（一）外包模式下的责任“空转”

当前，大型演唱会的安保工作普遍采用“总包+外包”模式：主办方将安保服务整体委托给专业安保公司，后者再将部分业务分包给第三方机构或个人。这种模式虽能提高效率，但也容易导致责任链条模糊。本案中，安保公司将验票服务及人员调配外包给赵某，却未对其资质、管理能力进行严格审核，更未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赵某作为外包负责人，本应是安保流程的“守门人”，却成了“监守自盗”的主谋。这一现象反映出，部分安保公司在选择外包方时，更关注成本控制而非风险防控，导致“包而不管”“以包代管”的责任空转，为内部舞弊埋下隐患。

（二）临时人员的管理“盲区”

演唱会安保的临时性特征，决定了大量临时保安的使用。这些人员通常仅接受简单培训便上岗，对岗位职责的理解、对职业道德的认知普遍不足。本案中的李某、许某即为临时招募的保安，他们被赵某安排在关键验票岗位，却因4000元左右的“小利”放弃原则。这一现象暴露了临时人员管理的两大问题：其一，人员筛选缺乏严格审查，未对其职业背景、道德记录进行核实；其二，岗前培训流于形式，仅强调“流程操作”而忽视“职业伦理”教育，导致临时人员易被利益诱惑。更值得警惕的是，赵某作为外包负责人，本应承担管理责任，却与外部人员合谋，进一步放大了临时人员的监管风险。

（三）验票流程的技术“短板”

在数字化时代，演唱会验票已普遍采用电子票、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但本案中，无票观众仅需一张奥特曼贴纸即可通过验票，侧面反映出验票流程的技术漏洞。从公开信息看，验票环节可能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人工验票占比过高，过度依赖保安的主观判断，缺乏技术手段辅助核验；二是身份信息与门票信息未实现“强关联”，保安仅核对身份证贴纸而不验证门票真伪，导致“人证票合一”的基本原则被架空；三是异常数据监测缺失，126名无票观众集中从特定闸口入场，未触发任何预警机制，说明安保系统未对入场数据进行实时分析与异常筛查。

三、行业警示：从个案到系统治理的破局之路

这起“暗号放行”事件并非孤例。近年来，随着演唱会市场的复苏（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2023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达245.8亿元，同比增长323.8%），一票难求的现象催生了“黄牛倒票”“非法入场”等灰色产业链，安保环节的舞弊行为时有发生。如何从个案中吸取教训，构建更完善的安保体系，成为行业必须解决的课题。

（一）压实外包责任，筑牢“防火墙”

安保公司作为主办方的直接委托方，需承担起全流程监管责任。首先，要严格筛选外包方，建立资质审查、信用评级、实地考察等多重评估机制，优先选择管理规范、口碑良好的合作方；其次，要明确外包合同中的责任条款，要求外包方提交人员管理方案、风险防控预案，并定期检查执行情况；最后，要建立“黑名单”制度，对存在舞弊记录的外包方及个人，永久禁止参与安保业务，形成“不敢腐”的震慑。

（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