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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贿赂罪构成要素及案例

一、贪污贿赂罪的基本概述

贪污贿赂罪是我国刑法中一类典型的职务犯罪，主要涉及国家工作人员或其他主体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财产性犯罪行为。作为类罪名，其涵盖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挪用公款罪等多个具体罪名，核心特征是权力与利益的非法交换。这类犯罪不仅直接侵害公共财产所有权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更会破坏社会公平正义，削弱群众对国家机关的信任，是法治社会重点打击的对象。

从社会危害性看，贪污贿赂行为如同“毒瘤”渗透到公共管理的各个环节：小到基层单位的“微腐败”，可能直接损害群众切身利益；大到重大项目中的权钱交易，可能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流失，甚至影响经济发展秩序。因此，准确把握贪污贿赂罪的构成要素，通过典型案例剖析其行为特征，对司法实践中准确定罪量刑、预防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二、贪污贿赂罪的构成要素分析

（一）犯罪主体：特殊身份与一般主体的区分

贪污贿赂罪的主体具有显著的“身份性”特征，但不同具体罪名的主体范围存在差异。

对于贪污罪、受贿罪等“权力端”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国家工作人员”不仅包括各级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如公务员、法官、检察官），还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受国家机关、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如国企派往合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例如，某公立学校校长虽非行政机关公务员，但其管理学校经费、决定采购项目的行为属于“从事公务”，因此属于贪污罪的适格主体。

而行贿罪、介绍贿赂罪等“利益输送端”犯罪的主体则是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或单位。例如，个体经营者为承接工程向官员送钱，即使其无公职身份，仍可构成行贿罪。

（二）犯罪主观方面：直接故意与非法目的的要求

贪污贿赂罪均为故意犯罪，且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明确的非法目的。

对于贪污罪，行为人必须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侵害公共财产所有权，仍积极追求这一结果。例如，财务人员伪造报销单据套取公款时，必然明知资金属于单位所有，却通过虚构支出将其转为己有，主观故意十分明显。

受贿罪的主观故意则表现为“明知是他人请托的财物，仍予以收受并意图为其谋利”。实践中，部分受贿人会以“只是暂时保管”“不知情”为辩解，但司法机关可通过资金流向、请托事项与职务的关联性等客观证据，综合认定其主观故意。例如，官员多次收受企业主财物后，为该企业违规审批项目，即可推定其主观上具有受贿故意。

行贿罪的主观故意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主动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这里的“不正当利益”包括非法利益（如逃避行政处罚）和违背公平原则的利益（如通过行贿获得本无竞争力的中标资格）。若行为人因被勒索给予财物且未获得不正当利益，则不构成行贿罪，这体现了对“被动行贿”的区别对待。

（三）犯罪客体：多重法益的复合侵害

贪污贿赂罪侵害的客体具有复合性，既包括具体的财产权或交易秩序，更核心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贪污罪同时侵害“公共财产所有权”和“职务廉洁性”。公共财产（如国有资产、集体资金、扶贫款）是贪污行为的直接侵害对象，而国家工作人员本应忠实履行职责、管理公共财物，却利用职权非法占有，本质上是对“职务廉洁性”的背叛。

受贿罪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本应基于公共利益公正行使，但收受贿赂使其职务行为与财物形成“对价关系”，破坏了公众对权力公正性的信赖。例如，工程审批官员收受开发商财物后违规放宽质量标准，不仅可能引发安全隐患，更让群众认为“有钱就能办事”，损害政府公信力。

行贿罪的客体则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行贿行为通过利益诱惑干扰权力正常运行，使本应公平竞争的事项（如招标、审批）沦为“金钱游戏”，直接破坏社会公平。

（四）犯罪客观方面：职务关联性的核心特征

“利用职务便利”是贪污贿赂罪客观行为的核心要件，也是区分普通财产犯罪（如盗窃罪、诈骗罪）的关键。

贪污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利用职务便利”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例如，仓库管理员利用保管物资的便利，将库存商品私自变卖；财务科长利用审批报销的职权，虚列开支套取现金，均属于“利用职务便利”的典型表现。

受贿罪的客观行为包括两种形式：一是“索取他人财物”（主动索贿），二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被动受贿）。“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要求实际达成，只要承诺、实施或实现其中任一阶段即可。例如，官员收受企业主财物后，虽未实际推进请托事项，但已口头承诺“会帮忙”，仍构成受贿罪。

行贿罪的客观行为是“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包括直接送钱送物，或通过其他方式变相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