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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介入管彩礼合适吗

一、高额彩礼：从传统民俗到社会痛点

彩礼，本是我国延续千年的婚姻习俗。自西周“六礼”确立以来，纳征（即彩礼）作为婚姻缔结的重要环节，承载着两姓之好的祝福与对新婚家庭的物质支持，其核心是“礼”而非“利”。然而，在部分农村地区，这一传统正经历着令人咋舌的异化——不到30年时间，彩礼数额从数千元飙升至数十万元，某地农村甚至出现28万元至35万元的普遍标准，最高达38万元的“天价”（据央视《焦点访谈》披露）。这种将婚姻明码标价的现象，让适婚青年及其家庭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压力：为凑彩礼，父母耗尽毕生积蓄、举债借贷者有之；因彩礼谈不拢，相恋多年的情侣反目、婚姻破裂者有之；更有甚者，衍生出“婚前谈价、婚后还债”的畸形生活链条，将婚姻异化为“家庭地位”的攀比工具。

高额彩礼的“变味”，已从单纯的民俗问题演变为严峻的社会痛点。它不仅直接损害家庭经济利益，导致“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现象频发，更侵蚀着社会公序良俗。当“有房有车有彩礼”成为婚姻的硬性门槛，当“彩礼越高越体面”的观念在乡村蔓延，婚姻的本质——情感联结与共同成长——被物质化的“筹码”遮蔽，青年群体的婚恋观、价值观受到扭曲，乡村文明乡风建设也因此受阻。此时，官方介入治理已非“该不该”的选择，而是“如何有效治理”的现实课题。

二、官方介入的法理依据与现实必要性

官方介入管彩礼的正当性，首先源于法律的明确规定。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从立法层面否定了将婚姻与物质过度绑定的行为。这一规定不仅是对传统婚俗中“礼”的精神的保护，更是对现代婚姻自由、人格平等原则的维护。当彩礼从“表达诚意的礼节”异化为“强制索取的财物”，其性质已突破民俗范畴，触及法律底线，此时公权力的介入是维护法律权威、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

其次，中央层面的连续部署与政策导向，为官方治理提供了明确的实践路径。自2021年起，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五年将“治理高额彩礼”列为重点任务，2025年文件更提出“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发挥妇联、共青团等组织作用，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与关心关爱”。这种“五年连提”的政策持续性，既反映了高额彩礼问题的长期性与复杂性，也凸显了党中央对民生痛点的关切。从国家治理逻辑看，乡村振兴不仅需要经济发展，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同步提升，而遏制高额彩礼正是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的关键抓手。

现实层面，高额彩礼引发的社会矛盾已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23年全国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数量较前两年增长17%，其中因高额彩礼引发的占比超过60%；更有甚者，部分地区出现“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以“结婚”为幌子骗取高额彩礼后消失，或迅速离婚转移财产。这些现象不仅侵害了群众的财产权益，更破坏了社会信任。此时，官方通过法律手段打击违法犯罪、通过政策引导纠正不良风气，既是对群众利益的保护，也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

三、治理实践：从政策到落地的多维探索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围绕“治理高额彩礼”的实践已形成一套“组合拳”，既有顶层设计的引领，也有基层创新的探索，成效逐步显现。

（一）党建引领：构建协同治理大格局

各地普遍将党建引领贯穿治理全过程，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例如，某省建立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民政、妇联、司法等多部门联动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决治理中的难点问题；将治理高额彩礼纳入基层党建考核指标，与村“两委”评星定级、党员积分管理挂钩，推动基层干部主动作为。这种“党政主导”的模式，既确保了政策执行的力度，又避免了“一刀切”的简单化操作，为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二）法治保障：司法实践引领价值回归

司法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治理高额彩礼中发挥着“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示范作用。2024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彩礼认定范围、返还原则等关键问题。例如，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的，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时间、孕育情况等确定返还比例”，既保护了妇女权益，又避免了“机械返礼”；针对“骗婚”行为，明确“以结婚为幌子索取财物且未共同生活的，应全额返还”，并在判决中强化对违背诚信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贵州安顺西秀区法院审理的“18万元骗婚案”即为典型：女方收取彩礼后迅速与他人结婚，法院判决全额返还并公开宣判，不仅为当事人挽回损失，更向社会传递了“骗婚必追责”的明确信号。

（三）群众自治：激活内生动力

治理高额彩礼的关键，在于让群众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参与”。各地通过修订村规民约、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设立“红黑榜”等方式，推动移风易俗。例如，某县指导各村结合实际设定彩礼倡导性标准（如不超过8万元），将“低彩礼”“零彩礼”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