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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极理论视域下红桥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探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区域内各城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红桥区作为天津市中心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格局中占据关键位置。天津西站作为红桥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汇聚了京沪、津保、津秦和京津城际多条高速铁路，成为联通全国高铁路网的重要节点，是“轨道上的京津冀”的核心节点，为红桥区带来了巨大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

在城市空间发展方面，红桥区面临着诸多机遇。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支持，为红桥区吸引外部资源、推动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保障。如政府积极推动京津冀同城商务区建设，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红桥区通过棚户区改造和城市更新项目，释放了大量的优质土地资源，为城市空间的优化和产业布局的调整提供了广阔空间。西于庄地区的改造，为打造新的经济活力区奠定了基础。

红桥区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区域竞争中，如何突出自身特色，吸引更多优质资源是关键问题。周边城区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各有优势，红桥区需要找准定位，差异化发展。在城市空间布局上，红桥区存在着功能分区不够合理、土地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部分老城区的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混杂，影响了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的整体发展效率。在产业结构方面，红桥区传统产业占比较大，新兴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如何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红桥区城市空间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1.1.2研究意义

本研究对于红桥区的空间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丰富了城市空间发展理论的应用研究。增长极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应用广泛，但在特定城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中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将增长极理论与红桥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索适合红桥区的空间发展模式，为城市空间发展理论在城区层面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案例和思路。通过对红桥区空间发展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城市空间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影响因素，进一步完善城市空间发展理论体系。

在实践层面，为红桥区的城市规划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通过对红桥区空间发展的现状分析和问题诊断，结合增长极理论，提出合理的空间发展战略规划，能够指导红桥区的城市建设和产业布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优化城市功能分区，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助于提升红桥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竞争力。通过明确红桥区的增长极和发展方向，吸引更多的投资和资源，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提升红桥区的经济实力和区域影响力，更好地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格局。对其他城区的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具有借鉴意义。红桥区在城市空间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本研究提出的方法和策略，能够为其他城区解决类似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

1.2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增长极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增长极理论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oisPerroux）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当时，西方经济学家围绕一国经济平衡增长抑或不平衡增长展开大论战，佩鲁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增长极理论，该理论被认为是西方区域经济学中经济区域观念的基石，是不平衡发展论的依据之一。佩鲁主张经济空间是以抽象的数字空间为基础，经济单位存在于产业间的数学关系中，表现为经济元素之间的经济关系。他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均匀分布在整个经济体系中，而是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地区或产业，这些地区或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极点”，即增长极。增长极是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不仅能迅速增长，还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

20世纪60年代，增长极理论在法国、日本等国家得到推广，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增长极模式。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J.B.Boudeville）将增长极理论引入到区域经济理论中，他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增长极在拥有推进型产业的复合体城镇中出现。此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John.Friedman）、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Myrdal）、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O.Hischman）分别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弗里德曼提出了核心-边缘理论，强调核心区域对边缘区域的支配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缪尔达尔提出了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指出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发达地区会对落后地区产生回波效应，导致落后地区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但同时也会产生扩散效应，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赫希曼提出了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与缪尔达尔的理论类似，强调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

20世纪70年代，增长极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形成了以产业为支撑的增长极模式。各国政府和企业纷纷将增长极理论作为制定区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