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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诈骗赔偿责任及案例

引言

近年来，电信诈骗犯罪呈现高发态势，其手段从早期的“冒充公检法”“中奖诈骗”发展到如今的“AI换脸”“虚假投资”等新型模式，不仅给受害者造成巨额财产损失，更严重影响社会信任体系。在此背景下，明确电信诈骗中的赔偿责任，既关系到受害者权益的实质性救济，也关乎法律对社会行为的引导作用。本文将围绕电信诈骗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责任主体划分及典型案例展开分析，探讨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构建更完善的受害者保护机制。

一、电信诈骗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

电信诈骗赔偿责任的认定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依托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刑事、民事、行政等多维度的规定。这些法律条文共同构成了受害者主张赔偿、司法机关裁判责任的核心依据。

（一）刑事法律中的赔偿规定

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这一条款直接确立了电信诈骗犯罪分子的首要赔偿责任——作为直接实施侵害行为的主体，其需对受害者的财产损失承担全额赔偿义务。此外，《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意味着受害者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程序，在追究诈骗分子刑事责任的同时，同步主张民事赔偿，避免因程序分离导致的维权成本增加。

（二）民事法律中的侵权责任规则

若诈骗行为涉及其他主体的过错（如通信运营商未落实实名制、金融机构未识别异常交易），则需依据《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划分责任。《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例如，若运营商未严格审核入网用户身份信息，导致诈骗分子利用虚假手机号实施诈骗，其过错与受害者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运营商需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此外，《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关于“分别侵权承担按份责任”的规定，也为多主体过错情形下的责任划分提供了依据。

（三）特殊领域的专门性规定

针对电信诈骗的特殊性，相关部门出台了专门性规定。例如，《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要求电信业务经营者需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则对银行机构的账户监测、异常交易提醒等义务作出具体要求。这些规定虽属行政规范，但在民事赔偿诉讼中可作为认定相关主体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重要参考。

二、电信诈骗赔偿责任的主体划分

电信诈骗的实施往往涉及“诈骗分子—技术协助者—平台服务方—金融机构”等多个环节，不同主体因参与程度、过错类型的差异，需承担不同性质的赔偿责任。

（一）直接责任主体：电信诈骗分子

诈骗分子作为犯罪行为的实施者，是赔偿责任的第一顺位主体。其赔偿范围包括受害者因诈骗直接损失的财产（如转账金额）、为挽回损失支出的合理费用（如律师费、交通费），以及因诈骗导致的其他物质损失（如因资金被转走产生的贷款利息）。例如，在某地“虚假投资诈骗案”中，诈骗团伙以“高收益理财”为诱饵，诱导200余名受害者转账共计1200余万元。法院在判处主犯有期徒刑的同时，判决其向所有受害者退赔全部诈骗所得，充分体现了“谁侵权谁赔偿”的基本原则。

（二）补充责任主体：通信运营商与金融机构

通信运营商和金融机构虽非诈骗行为的实施者，但因其在信息传递、资金流转中的“守门人”角色，若未尽到法定或约定义务，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通信运营商的常见过错包括：未严格执行电话用户实名制，导致诈骗分子使用虚假身份办卡；未对高频呼出、异常拨号等诈骗特征进行监测拦截；未向用户提供必要的防诈骗提醒（如国际来电标注）。例如，某省曾发生一起“冒充领导诈骗案”，受害者接到显示为“某单位办公室”的来电后转账50万元，经查该号码为通过虚假身份证办理的非实名卡。法院审理认为，运营商未落实实名制审核义务，对诈骗行为的实施存在过错，最终判决其在诈骗分子无法退赔的范围内，向受害者承担30%的补充赔偿责任。

金融机构的常见过错包括：未对异常转账（如大额、跨区域、非工作时间交易）进行风险提示；未对账户开户信息进行严格审核（如他人冒用身份开户）；未及时止付、冻结涉案账户。例如，在“冒充客服退款诈骗案”中，受害者被诱导将10万元转入“安全账户”，银行工作人员在办理转账时发现收款账户为新开立且无交易记录，但未主动提醒受害者核实。法院认定银行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判决其在诈骗分子退赔不足部分承担20%的赔偿责任。

（三）连带责任主体：技术服务提供者与信息平台

随着电信诈骗向技术化、链条化发展，部分技术服务提供者（如提供改号软件的公司）、信息平台（如未审核虚假广告的网络平台）因提供帮助行为，可能被认定为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例如，某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