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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中的违约金调整规则及案例

引言

在民商事交易中，违约金条款是合同当事人预先约定的违约救济方式，既承载着约束双方履行义务的“威慑”功能，也为违约后的损失计算提供了便利。然而，实践中常出现违约金约定过高或过低的情形：有的合同为强化约束，将违约金设定为合同标的额的数倍；有的则因疏忽仅约定象征性金额，导致守约方实际损失无法覆盖。此时，如何平衡合同自由与公平原则，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关键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585条系统规定了违约金调整规则，既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又通过司法干预矫正失衡的利益关系。本文将围绕该规则的法理基础、具体内容、司法适用及典型案例展开分析，以期为理解和适用违约金调整规则提供参考。

一、违约金调整规则的法理基础

违约金调整规则并非立法者的“任意干预”，而是基于对违约金功能的理性认知和对实质公平的追求。要理解这一规则，需先明确违约金的本质属性及法律干预的正当性。

（一）违约金的双重属性：补偿性为主，惩罚性为辅

传统民法理论中，违约金可分为补偿性违约金与惩罚性违约金。补偿性违约金以填补守约方实际损失为目的，其数额通常与预期损失相当；惩罚性违约金则超出实际损失，旨在通过经济制裁强化合同约束力。我国立法对违约金的定位经历了从“以惩罚性为主”到“以补偿性为主”的转变。

民法典延续了《合同法》的立法精神，明确违约金的首要功能是补偿。例如，第585条第2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这一表述隐含了“违约金应以实际损失为基准”的核心逻辑。同时，立法并未完全否定惩罚性，当违约金略高于实际损失时，司法机关一般不主动调整，允许其保留一定的惩罚功能，以体现对违约行为的否定评价。

（二）合同自由与公平原则的平衡

合同自由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当事人有权约定违约金条款，这是意思自治的体现。但绝对的自由可能导致权利滥用：强势一方可能利用优势地位约定过高违约金，迫使弱势方接受不公平条款；或因市场环境变化，原约定的违约金与实际损失严重偏离，导致实质不公。此时，法律需要介入“纠偏”。

违约金调整规则正是这种平衡的产物：一方面，尊重当事人的约定，非经请求不主动调整；另一方面，通过“过分高于”“过分低于”等弹性标准，赋予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案情裁量的空间。这种“有限干预”既维护了合同自由的核心价值，又避免了形式正义对实质正义的损害。

二、民法典中违约金调整的具体规则

民法典第585条是违约金调整的核心条款，其内容可分解为调整的启动条件、判断标准、调整方式三个维度，共同构成完整的规则体系。

（一）调整的启动：以当事人请求为前提

根据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或减少”的规定，违约金调整属于“依申请”的司法行为，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得主动干预。这一规则体现了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若守约方认为约定的违约金已足够弥补损失，或违约方自愿承担高额违约金，司法机关无需介入。

实践中需注意两种特殊情形：一是违约方未明确提出调整请求，但以“违约金过高”作为抗辩理由，是否视为“请求调整”？司法实践中，若违约方以违约金过高为由拒绝履行或要求减少，一般可视为隐含的调整请求，法院应进行审查。二是当事人在一审未提出调整请求，二审能否提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提出调整请求的，法院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若确有必要，可在释明后予以调整。

（二）调整的判断标准：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多重因素

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规定，调整的判断标准是“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或“低于造成的损失”。如何界定“过分高于”？原《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曾规定“超过造成损失的30%”可认定为“过分高于”，虽民法典未明确该比例，但司法实践中仍将其作为重要参考。

需要强调的是，“实际损失”不仅包括直接损失（如货物损毁、费用支出），还包括可得利益损失（如因违约导致的合同履行后可获得的利润）。例如，在房屋买卖合同中，卖方违约拒绝过户，买方的实际损失不仅包括已支付的定金或首付款的利息，还包括房屋差价损失（若房价上涨）。

此外，法院在调整时还需综合考虑以下因素：合同的履行情况（如已部分履行还是完全未履行）、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如故意违约与过失违约的区别）、预期利益（合同订立时双方可预见的损失范围）、交易习惯（如行业惯例中的违约金比例）等。例如，在建设工程合同中，若承包方因自身原因延误工期，而发包方已通过其他方式减少损失，法院可能会降低违约金；若承包方恶意拖延导致发包方重大商誉损失，则可能适当提高违约金。

（三）调整的方式：“适当”调整而非“完全重置”

民法典规定“予以适当减少”或“予以增加”，其中“适当”二字意味着调整需保持对原约定的尊重，而非完全推翻。司法实践中，调整幅度通常以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