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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民币的物权属性认定争议

一、引言

数字人民币作为我国法定货币的数字化形态，自试点以来已逐步融入日常支付场景，其法律属性的界定不仅关乎用户财产权益保护，更影响金融交易规则的重构。在民商法领域，物权属性认定是确定财产权利归属与行使方式的核心问题。然而，数字人民币依托区块链或中心化数据库技术的特殊形态，使其与传统实物货币、电子货币形成显著差异，传统物权理论中“客体特定性”“支配权行使”“权利变动公示”等核心要件在数字场景下的适用性引发了学界与实务界的广泛争议。本文将围绕这一争议展开系统分析，探讨数字人民币物权属性认定的理论难点与实践路径。

二、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定位与物权属性基础

（一）数字人民币的技术特征与法律性质

数字人民币是由央行发行的数字化法定货币，采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双层运营体系，其技术架构融合了加密字符串、钱包账户体系与可控匿名机制。与传统纸币相比，数字人民币以数字形式存储于电子钱包中，通过加密技术确保唯一性与防伪性；与第三方支付账户余额（如支付宝、微信钱包）不同，其本质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而非对商业银行的债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与《人民币管理条例》，数字人民币与纸币、硬币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属于“人民币”的具体表现形式。

从财产权客体角度看，数字人民币具备“物”的基本特征：其一，具有客观存在性（以数字形式存储于特定载体）；其二，具有可支配性（用户通过钱包实现占有、使用、处分）；其三，具有经济价值（作为一般等价物可用于交易支付）。但数字形态的特殊性使其与传统有体物形成本质区别，这是物权属性认定争议的技术根源。

（二）物权属性认定的传统理论框架

传统物权法中，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民法典》第114条）。其核心要件包括：

客体特定性：物权客体需是特定化、可区分的物，能够与其他物相区别；

直接支配性：权利人无需他人协助即可对物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

排他性：同一物上不能同时存在两个内容相冲突的物权；

公示性：物权变动需通过法定方式（如动产交付、不动产登记）公示，以维护交易安全。

对于货币这一特殊动产，传统理论适用“占有即所有”规则：货币的占有与所有权合二为一，转移占有即转移所有权。这一规则源于货币的高度流通性与种类物性（无法区分特定货币本体），旨在简化交易流程、降低交易成本。但数字人民币的“可追溯性”“钱包账户绑定”等特征，是否动摇了这一传统规则？这成为物权属性认定的核心争议起点。

三、物权属性认定的核心争议点

（一）客体特定性争议：数字形态是否满足“特定物”要求？

传统货币作为种类物，无法通过物理特征区分具体个体（如两张百元纸币无法区分），因此适用“占有即所有”规则。但数字人民币通过加密技术生成唯一数字串（如“数字ID”），理论上每个数字人民币单元都可被唯一标识。有观点认为，这种技术特性使数字人民币具备“特定物”属性——用户钱包中的数字人民币可通过唯一编码与其他数字人民币区分，符合物权客体“特定性”要求。

反对观点则指出，数字人民币的本质仍是货币，其核心功能是流通而非特定化使用。即使技术上可标识单个数字人民币，实际交易中用户关注的是“金额”而非“具体数字串”，例如支付100元时，用户不会要求接收特定编码的数字人民币。因此，数字人民币在交易场景中仍表现为种类物，与传统货币的“种类物”属性未发生本质改变。

（二）支配权行使争议：“钱包控制”是否等同于“占有”？

传统物权的“直接支配性”体现为对物的实际控制（占有）。在实物货币场景中，“占有”表现为对纸币的物理持有；在数字人民币场景中，“占有”则表现为对电子钱包的控制（如通过密码、指纹等方式访问钱包）。支持物权说的学者认为，钱包控制与物理占有具有同等法律意义——用户通过钱包实现对数字人民币的管理、转移，符合“直接支配”的本质。

但质疑者提出，数字人民币的“支配”需依赖技术系统支持（如网络、钱包服务商），存在“间接性”。例如，若钱包服务商系统故障或用户丢失密码，用户可能暂时无法支配数字人民币，这与传统物权“绝对支配”的特性存在差异。此外，央行对数字人民币的“可控匿名”设计（保留必要时追踪交易的权限），是否构成对用户支配权的限制？这一问题进一步模糊了支配权的边界。

（三）权利变动公示争议：“转账即交付”是否符合物权公示要求？

传统动产所有权转移以“交付”为公示方式，即转移占有。数字人民币的“转账”行为是否等同于“交付”？支持物权说的观点认为，转账操作（如从A钱包到B钱包）通过区块链或中心化系统记录，具有公开可查性，符合“公示公信”原则。用户完成转账后，原钱包余额减少、新钱包余额增加，权利变动清晰可辨。

反对观点则强调，数字人民币的“转账”本质是数据记录的修改，与传统动产交付的物理移转存在差异。若发生数据错误（如系统误操作导致重复转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