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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内债务分割实务难点

引言

婚内债务分割是婚姻家庭纠纷中的核心议题之一，既关系到夫妻双方的财产权益分配，也涉及债权人合法利益的保护，更与家庭关系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护密切相关。随着婚姻观念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夫妻债务类型日益复杂，从传统的生活性借贷扩展到经营性负债、投资性负债等多元形态，实务中因债务分割引发的争议逐年增多。尽管《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夫妻债务认定与分割作出了系统性规定，但由于债务形成场景的多样性、夫妻关系的特殊性以及法律规则的抽象性，司法实践中仍面临诸多难以突破的现实困境。本文将围绕婚内债务分割的核心环节，从性质识别、标准认定、规则适用到执行落地，逐层剖析实务中的典型难点。

一、债务性质的识别难点：个人债务与共同债务的界限模糊

（一）法定标准的抽象性与现实场景的复杂性冲突

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共同债务主要包括三类：基于共同意思表示的债务（如双方共同签字或事后追认）、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但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的债务。这一规定虽构建了“共债共签”“日常家事代理”“共同受益”的三元认定框架，但在具体案件中，“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共同生产经营”等关键概念的边界仍需结合实际场景进一步明确。

例如，一方以个人名义借款用于子女出国留学，是否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对此的理解可能存在显著差异。高收入家庭可能将子女留学视为常规教育支出，而低收入家庭则可能认为超出日常范围。再如，一方借款用于个体工商户经营，若配偶未直接参与经营但共享经营收益，是否构成“共同生产经营”？实务中常出现配偶主张“仅挂名未参与”“收益未用于家庭”等抗辩，但如何证明“共享收益”往往缺乏明确的证据指引。

（二）举证责任分配的实操困境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规则，债权人主张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时，需对债务符合法定共同债务情形承担举证责任；而夫妻一方主张债务为个人债务时，需证明债务未用于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常因证据掌握的不对等而失衡。

一方面，债权人作为外部主体，难以获取夫妻内部的财务往来、经营决策等关键信息。例如，一方以个人名义借款后，将资金转入配偶账户或用于家庭购房，债权人可能仅能提供转账凭证，却无法直接证明资金用途；若夫妻双方事后恶意串通，通过伪造“借款用于个人赌博”的聊天记录来规避债务，债权人更难以反驳。另一方面，夫妻一方（尤其是非举债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可能对债务毫不知情，离婚时才发现存在大额负债，此时要求其证明“未用于共同生活”同样困难——若债务资金已与家庭财产混同，非举债方需举证排除所有可能的共同使用情形，几乎等同于“证明消极事实”，实践中往往因证据不足而承担不利后果。

二、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争议：从“形式审查”到“实质判断”的矛盾

（一）“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界定分歧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重要标尺，其范围通常涵盖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开支，但具体到个案中，法院对“必要性”“合理性”的判断标准差异较大。例如，对于美容消费、健身卡充值等非生存必需但可能提升生活质量的支出，有的法院认为属于“日常生活需要”，有的则认为超出范围；对于大额医疗支出（如重大疾病治疗），若超过家庭平均月收入数倍，是否仍应认定为共同债务？不同裁判观点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

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本身是一个动态概念，既受家庭收入水平、当地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也与夫妻双方的消费习惯相关。例如，月收入5万元的家庭，每月2万元的子女兴趣班支出可能被认定为合理；而月收入1万元的家庭，同等支出则可能被视为超出日常范围。但法律并未提供具体的数额标准或参考因素，导致法官在自由裁量时缺乏统一指引。

（二）“超出部分”的共同受益证明难题

对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债权人需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共同意思表示。其中，“共同受益”是核心要件，但如何证明“受益”在实务中争议最大。例如，一方借款投资股票，若盈利则用于家庭购房，亏损则主张为个人债务，此时是否应认定为共同债务？有的法院认为“投资行为本身具有共同性”，有的则认为“亏损未产生实际受益”。再如，一方借款用于公司经营，配偶虽未参与管理，但公司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是否属于“共同生产经营”？若公司为一人独资企业，配偶是否当然视为共同经营者？

此类争议的关键在于“受益”的时间维度和形式要件。实务中，债务资金可能经过多次转账、与其他资金混同，或投资项目尚未产生收益（如前期研发阶段），此时要求债权人或举债方证明“共同受益”几乎无法完成。而若仅以“资金流向”作为判断标准，又可能忽略夫妻关系的实质——例如，一方借款后将资金转入配偶账户，配偶虽未使用，但可能基于夫妻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