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亲历美国校园枪击事件.docxVIP

中国留学生亲历美国校园枪击事件

一、血色期末：常春藤校园的惊魂40分钟

当地时间2025年12月13日，美国布朗大学的秋季学期本应是学生们为期末考试冲刺的紧张但有序的日子。这座创立于1764年的常春藤盟校，以自由开放的学风和跨学科教育闻名，其位于普罗维登斯学院山的校区与城市街区自然相连，曾被视为“校园与社区共生”的典范。然而，当天下午4时许，巴鲁斯—霍利大楼一层的阶梯教室里，40余声枪响彻底打破了这份宁静。

根据多位目击者描述，枪击发生时，学生们正在与助教复习经济学原理。一名身着黑衣、头戴兜帽的枪手突然闯入，朝人群连续射击。现场顿时陷入混乱：有人向楼下座位狂奔，有人试图用课桌作掩体，更多人冲向走廊侧门逃生。下午4时05分，第一通报警电话打进普罗维登斯警局；4时22分，布朗大学通过紧急警报系统向全校发布“活跃枪手”警告，要求师生就地避险。

截至12月17日发稿，事件已造成2名学生死亡、9名学生受伤（不同阶段统计存在8至9人的差异）。校方在声明中称：“今天是令人无比悲痛的一天，任何父母或家人都不应该承受这样的痛苦。”罗德岛州州长丹·麦基则将其称为“难以想象的噩梦”，并指出“这将给许多家庭和个人留下终生的创伤”。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布朗大学建校261年来首次发生致命枪击事件。作为常春藤联盟中最早接纳多元宗教背景学生的高校，其开放的校园管理模式曾被视为教育包容的象征——校区无围墙、建筑对公众开放、与城市街道无缝衔接。但正是这种“去边界化”的设计，让枪手得以轻易进入巴鲁斯—霍利大楼，并在作案后迅速离开校园范围。普罗维登斯市长布雷特·斯迈利坦言：“枪手走出大楼踏上人行道时，就已经脱离了校园管理的物理边界。”

二、黑暗中的一小时：中国留学生的生死记忆

在这场灾难中，中国留学生的亲历视角为事件增添了更具象的人性温度。布朗大学在读博士生刘向远的遭遇，成为许多海外学子的共同心理投射。

当天下午，刘向远正在巴鲁斯—霍利大楼负一楼的实验室做实验。下午3时50分左右，他收到学校发来的“附近有枪手”的紧急邮件警报。“我立刻锁上实验室的门，关掉所有灯光。”他事后回忆，由于实验室与事发教室仅隔一层楼板，他清晰听到了楼上的混乱——“先是密集的枪声，接着是警察用扩音器喊‘趴在地上’（layonthefloor）。”

在黑暗中，刘向远经历了人生最漫长的一小时。他每隔几分钟就给国内父母发一条报平安的消息，但不敢发出任何声响。期间，有人多次尝试暴力推门，“对方没有亮明身份，我只能缩在桌子底下，大气都不敢喘。”他甚至一度担心：“美国的楼板够厚吗？子弹会不会穿透到负一楼？”

约一小时后，十余名全副武装的警察踹开实验室门。刘向远回忆：“我看到枪上的红色瞄准器在地上晃动，警察迅速搜身，然后一个接一个把我护送到安全区域。”当他终于走出大楼时，校园里已布满警车，原本热闹的餐厅、酒吧全部提前关门，街道空荡得像座“鬼城”。

另一名躲在图书馆的中国本科生描述：“听到枪声时，我和同学本能地钻到书架后面。后来警察冲进来，举着枪让所有人举手，我们吓得眼泪都止不住。”这些细节共同勾勒出一个残酷的现实：在美式“校园开放”的理想背后，学生们始终生活在“下一次枪击何时发生”的恐惧中。

三、从帕克兰到布朗：美国校园枪击的“常态化”困局

布朗大学枪击案并非孤立事件。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截至2025年12月14日，美国今年已发生至少389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定义为除枪手外4人以上伤亡）。布朗大学大二学生佐伊·韦斯曼的经历颇具代表性：“2018年帕克兰高中枪击案时，我在附近初中门外目睹；现在我在布朗读大二，又亲历了这场枪击。我的朋友中，有人在密歇根州牛津高中枪击案幸存，转学到密歇根州立大学后又经历了那里的枪击。”

这种“幸存者循环”的背后，是美国控枪立法的长期停滞。自2012年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20名儿童死亡）以来，美国国会仅通过两项联邦控枪法案：一项要求加强跨州购枪背景调查，另一项禁止向受保护令约束者售枪。而针对攻击性武器禁令、大容量弹匣限制等关键议题，立法始终卡在参议院——全国步枪协会（NRA）每年投入超5000万美元游说，使得多数共和党议员视控枪为“政治雷区”。

更讽刺的是，美国社会对校园枪击的“脱敏”已演变为一种集体心理病症。佐伊·韦斯曼说：“我很震惊，但并不意外。我们知道枪击会发生，只是天真地以为不会轮到自己。”这种“预期性恐惧”在校园安全演练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多数中小学每周进行“主动射击者应对训练”，内容包括“跑、躲、反击”（Run,Hide,Fight），而高校则普遍安装了紧急警报系统。但正如布朗大学事件所示，这些措施在真枪实弹面前显得脆弱：从报警到发布警报间隔17分钟，枪手已完成作案并逃离；开放的校园设计让“就地避险”指令难以执行；更关键的是，学生们永远无法“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