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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读书笔记第五回

——严监生之死与儒林众生相的悲喜剧

《儒林外史》第五、六回（通常合为一回，即“王秀才议立偏房严监生疾终正寝”）是全书承上启下的关键篇章。如果说前四回通过范进、周进等人的科举沉浮，辛辣地讽刺了功名富贵对士人灵魂的扭曲，那么第五回则将镜头转向了一个更为复杂的人物——严监生，并以其死亡为中心事件，构建了一幅囊括市井无赖、腐儒乡绅、势利亲族乃至底层仆役在内的立体社会图景。本章不仅完成了对严氏兄弟这对鲜明对比人物的最终塑造，更通过一系列精妙绝伦的细节描写和戏剧性冲突，深刻揭示了在封建礼法、宗法制度与赤裸裸的金钱利益交织下，人性的虚伪、贪婪与温情如何被放大、扭曲乃至异化。严监生临终前伸出的那两根手指，早已超越了吝啬鬼的简单标签，成为解读整个儒林乃至那个时代精神困境的一把钥匙。

一、严氏兄弟：守财奴与无赖的镜像对照

第五回开篇便以一场官司，将严贡生（严致中）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他强夺邻居王小二的猪，殴打其兄致残；又凭空讹诈黄梦统未曾借出的银子，甚至抢走对方的驴和米袋。这两桩公案，桩桩件件都充满了市井无赖的狡诈与霸道。他身为贡生，忝列衣冠，却毫无士人风骨，反而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行尽欺压乡邻、巧取豪夺之事。他的“走为上计”，更是将其胆小怕事、毫无担当的本性展露无遗。严贡生的形象，是科举制度下产生的另一种畸形产物——一个披着功名外衣的流氓。

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他的弟弟严监生（严致和）。作者并未直接描绘严监生的吝啬，而是通过其自述和他人之口，勾勒出一个截然不同的守财奴形象。他对两位舅爷坦言：“像我家还有几亩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而他的哥哥严贡生则是“过不得三天，一买就是五斤……上顿吃完了，下顿又在门口赊鱼”，甚至“端了家里花梨椅子，悄悄开了后门，换肉心包子吃”。这一对比极具讽刺意味：一个真正有钱的人（严监生家有十多万银子）过得极为节俭，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而一个寸土皆无的穷光蛋（严贡生），却挥霍无度，靠坑蒙拐骗维持体面。这种颠倒，深刻地揭示了财富观的错位——严监生视钱财为生存的根本，必须精打细算；而严贡生则视钱财为满足私欲和装点门面的工具，可以不择手段地攫取。

然而，严监生的“吝啬”并非简单的守财。他的节俭背后，是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对未来的深深忧虑。他深知自己身体孱弱（“肝木克了脾土”），儿子年幼，若不积攒家业，未来孤儿寡母将难以立足。因此，他的每一文钱都花得小心翼翼，生怕有所浪费。这种源于现实压力的“吝啬”，与严贡生源于贪婪与虚荣的“挥霍”，构成了人性光谱的两端，共同指向了那个时代下，人们在物质与道德、生存与体面之间的挣扎。

二、赵氏扶正：一场由死亡催生的礼法闹剧

严监生之妻王氏病重，是本章情节的核心驱动力。围绕她的死亡，上演了一场精心策划、充满算计的“扶正”大戏。这场戏的主角，表面看是严监生和妾室赵氏，但真正的导演却是王氏的两位兄长——王德、王仁。

王氏病危之际，赵氏出于对主母的忠诚和对孩子未来的担忧，日夜祈祷愿以身相代。这份真情打动了王氏，使其萌生了让赵氏扶正的念头。然而，在那个“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宗法社会里，一个妾室要想成为正室，绝非易事。此时，王氏的两位兄长粉墨登场。他们先是假意推辞，声称“你令妹殁了，你若另娶一人，磨害死了我的外甥……就是先父母也不安了”，将自己装扮成外甥利益的坚定捍卫者。但当严监生奉上每人一百两白银的“遗念”后，他们的态度立刻发生180度大转弯，拍着桌子，以纲常伦理为武器，逼迫严监生立刻行动。

这场“扶正”仪式，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表演。两位舅爷要求“大做”，“备十几席，将三党亲都请到了”，目的就是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此事坐实，堵住悠悠之口。他们口口声声“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实际上却是在用礼法作为交易的筹码。严监生为了给赵氏和儿子一个名分，不惜花费巨资（又拿出五十两），满足舅爷们的要求。而王氏本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此事的态度却是“摇手道：‘这个也随你们怎样做去。’”她的默许，或许是对赵氏的愧疚，或许是对严监生父子未来的无奈安排，但更多的是一种对这套繁文缛节和人情世故的疲惫与疏离。

这场闹剧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它本应是充满温情的家庭内部事务，却被外戚（舅爷）主导，变成了一场公开的、带有交易性质的社会表演。亲情在这里被礼法所绑架，而礼法又被金钱所收买。赵氏拜王氏为姐姐的举动，本应是姐妹情深的体现，但发生在王氏“已发昏去了”的时刻，更增添了几分凄凉与荒诞。这场由死亡催生的“喜事”，充满了黑色幽默，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礼教在现实利益面前的虚伪性和工具性。

三、严监生之死：吝啬鬼背后的复杂人性

严监生的死亡场景，是《儒林外史》乃至中国古典小说中最经典的片段之一。他临终前“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