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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谋发展”大讨论个人发言材料

把“解放思想谋发展”这六个字真正放进血液里，不是再背一遍文件，也不是再喊一轮口号，而是把每一天的“不得不”变成“我可以”，把每一道“红线”想成“起跑线”。我出生在渭北旱塬一个靠天吃饭的村子，十八岁以前，我的世界观就是“雨下得多，麦子长得高；雨下得少，玉米就旱死”。后来我到南方读大学，第一次看见滴灌，第一次听说“亩均税收”这个词，才知道原来土地可以像芯片一样被精密计算。那一刻，我脑子里“嘭”地一声，像有人把窗户推开，原来限制产量的从来不是墒情，而是脑子里的旱情。

回到县上，我被分到农业局，第一件事就是跑遍全县一百一十七个行政村。很多老乡把“解放思想”当成“又要让我们种啥新品种”，抵触情绪很大。我换了个说法，问他们：“一亩地一年挣多少钱？”答案普遍在六百到八百元之间。我又问：“如果有一根水管子，让水像雨一样均匀落下，一亩地能多收多少？”他们摇头。我把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打开，播放我在云南拍的三分钟视频：一样的黄土，一样的半干旱气候，滴灌之后，番茄亩产从四千斤翻到一万二，收购价还高出本地三成。视频结束，屋里静得能听见旱烟燃烧的声音。第二天，有三位村支书主动找我，说“要不先弄十亩试试”。我知道，窗户推开一条缝。

试验田选在最干旱的冯家山。县里没有专项经费，我把自己婚房首付的二十万先垫出来，买了四百套滴灌带，连夜带人铺设。为了节水，我们装了太阳能传感器，土壤湿度低于百分之四十自动启动，高于百分之六十自动关闭。村民围着看稀奇：“这铁疙瘩比人还精？”我告诉他们，传感器连着我手机，我在县城也能浇水。三个月后，番茄开园，亩产九千八百斤，客商地头价每斤一块七，比老方式高出四毛。最顽固的冯大爷拉着我的手说：“闺女，我种了一辈子地，第一次见西红柿长得像葡萄串，这science（科学）比老经验好使！”我笑着纠正他：“这叫‘解放思想’，science只是工具。”

试验成功，本该顺势推广，却遇到“政策玻璃门”。按照旧目录，滴灌设备只能用于果园，蔬菜不在补贴范围。我跑了八趟市农业农村局，答复都是“目录没更新，再等等”。眼看就要错过冬翻，我把冯家山前后对比数据、农户联名信、以及云南兄弟县正式印发的补贴细则，打包成一份“群众诉求报告”，直接送到分管副市长办公室。三天后，市农业农村局打来电话：“目录修订完成，蔬菜滴灌纳入试点，每亩补贴一千二。”那一晚，我躺在宿舍硬板床上，眼泪把枕巾湿了一大片。我第一次真切感到，思想解放不是抽象口号，而是把“政策”从纸面请进田野，让每一滴水都长出人民币。

农业局工作第五年，我被抽调到县经开区，负责“僵尸企业”处置。全县最大的棉纺厂停产三年，八百亩土地闲置，银行债务三点八亿，工人讨薪上访成了“保留节目”。政府几次招商，对方一听“债务缠身”就摇头。我提出一个“债务重组+产业换芯”方案：把棉纺厂资产拆成两部分，生产性资产由政府平台公司回购，土地资产挂牌出让，所得优先偿还职工债权；同时引入光伏组件企业，利用原有厂房层高九米的优势，改造成“光伏屋顶+智能仓储”一体化园区。方案一出，反对声炸锅：平台公司哪来钱？土地流拍怎么办？职工再就业谁负责？我没有争辩，带着团队用两周时间完成三项硬任务：第一，找到省再担保公司，用平台公司未来三年土地出让收益做质押，拿到两亿元授信；第二，与江苏一家光伏龙头企业签订意向协议，对方承诺土地摘牌后三十日内进场装修，带来六百个岗位；第三，把原有八百名职工按年龄、技能、工种建立数据库，与光伏企业岗位逐一匹配，不能上岗的，全部纳入县职教中心“订单式”培训，学费由其未来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返还。三套“组合拳”打出去，县政府常务会一次性通过。项目落地当年，园区实现产值十二亿元，上缴税收一亿一千万，原有职工返岗七百二十人，人均月工资从停产前的一千九百元涨到四千三百元。我走在焕然一新的车间里，屋顶一块块光伏板像深蓝色的稻田，把阳光变成电流，也把“不可能”变成“不，可能！”

有人问我：“你这么折腾，到底图啥？”我想起小时候，父亲把唯一的一桶水倒进玉米地，蹲在地头叹气：“再旱下去，明年得出去讨饭。”那一幕像钉子一样钉在记忆里。我图的就是让“讨饭”这个词，从我家乡的词典里永远消失。为了这个，我必须在思想上“自我革命”。过去我们习惯“等靠要”：等国家项目、靠财政拨款、要上级指标。现在要学会“造找创”：造市场、找资本、创场景。一句话，把“要我干”变成“我要干”，再把“我要干”升级成“我来筹”。筹钱、筹智、筹资源，让政府从“唯一投资方”变成“首席服务员”，让企业从“被动找地”变成“主动设计”，让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合伙人”。

去年，我兼任县乡村振兴投资公司董事长，手里掌控二十亿元基金。有人半开玩笑：“这下你权力更大了。”我却整夜睡不着，生怕把公家的钱打成水漂。我们决定把基金拆成三把“钥匙”：第一把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