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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政监督机制：问题剖析与优化路径探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财政监督机制作为国家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确保财政资金合理使用、维护财政秩序以及保障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财政资金来源于广大民众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其使用效率和效益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合理有效的财政监督机制能够保障财政资金精准投入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研究财政监督机制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完善的财政监督机制有助于稳定宏观经济运行。财政收支政策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之一，财政收入能否依法征收入库，财政支出能否按照预算有效使用，直接关系到国家调控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能否及时、有效地落实到位。有效的财政监督能够确保财政资金的合理分配和高效使用，避免财政资金的浪费和滥用，从而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从微观经济层面分析，财政监督机制可以规范经济秩序，为市场竞争提供基本的规则。通过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财政、税收、会计法规，财政监督能够当好市场裁判，保护企业之间的正当竞争，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同时，加强对财政部门自身工作的监督，能使财税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轨道，不断提高财政分配效益和财政管理水平。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财政体制改革是一个重要的系统工程。随着当前财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创新财政监督机制，促进财政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变得尤为重要。建立健全财政“大监督”模式，实现对财政资金运行的动态监控，逐步建立起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紧密衔接、相互制衡、互相促进的财政监督管理运行机制，对于提升财政管理效率、防范财政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财政监督机制的研究起步较早，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西方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发展成熟、公共财政建设时间长，其财政监督机制在规范程度和法制化程度上相对较高。从历史发展看，早在十三世纪二十年代，英国诸侯和僧侣就迫使国王签署《自由大宪章》，在一定范围内限制了国王财权。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光荣革命”后，资产阶级议会通过《权利法案》，确立起议会监督和决定财政的制度，开创了资本主义国家近代意义的“宪政新时期”，此后西方财政监督机制不断发展完善。西方发达国家财政监督最大的特色是有大量法律、法规规范财政行为，从宪法到专门法，如预算法、年度拨款法等，为财政监督提供了完备的法律依据，法律约束力强、权威性高。在财政监督权力配置上，财政监督权是立法机关的基本权力之一，同时设有独立、专业的审计机关辅助立法机关行使监督预算权力，根据各国政治体制不同，审计机关分别隶属于立法机关、司法体系或独立于立法、司法和行政体系之外，并且财政资金的管理部门对政府财政行为实施内部日常监督，如普遍实行的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保障了财政部门的日常监督，使财政监督覆盖了财政资金运行的全过程。

国内学者对财政监督机制的研究主要围绕我国财政监督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完善对策展开。在财政监督的本质和目标方面，张馨认为财政监督的本质是通过对财政资金的监督达到对政府权力约束与规范的目的，使政府只能在法律规章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开展财政活动，财政监督模式改革根本点在于按照市场化改革要求变革财政内部监督，同时将改革重心放在财政的外部监督上，全力推进财政法制建设，使整个财政监督法制化。在财政监督面临的问题上，苏明、蒋国发等学者指出，中国财政监督存在覆盖范围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大量非税收入和国有资产游离在监督之外；监督方式尚不规范，存在“四多四少”现象；财政内部监督较为薄弱；财政监督和其他经济监督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各监督主体之间职责分工不明，多头检查、重复检查时有发生；财政监督的法制建设滞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建议，如构建并完善财政监督法律法规体系，苏明建议规范和完善财税、财务、会计活动的法规制度，修正和完善现有法规不合理部分；李袁婕建议制定统一的《公共财政监督法》，全面系统规定各监督主体的地位、监督程序方式、监督主客体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还有充分发挥立法机构监督职能，保障社会中介机构及民众的监督权；完善财政监督管理的新机制，强化财政部门内部监督，实现财政监督从事后监督向财政分配全过程监督转变等。

现有研究虽然在财政监督机制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与空白。在理论研究方面，对于财政监督机制的一些基础理论问题，如财政监督的最优模式、不同监督主体之间的协同理论等，尚未形成统一且深入的认识。在实践研究中，对如何结合我国国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监督机制，特别是在如何有效整合各种监督资源、提高财政监督的信息化水平以及加强对新兴财政业务领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