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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科技安全保障体系

引言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交织演进的当下，大国间的竞争已从传统的经济、军事领域向科技领域深度延伸。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其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发展的自主性、产业链的稳定性和社会运行的可持续性。从5G通信标准的争夺到半导体芯片的技术封锁，从人工智能伦理的全球博弈到生物安全的规则制定，科技安全正逐渐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核心战场。构建覆盖全链条、多维度的科技安全保障体系，既是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在要求。本文将围绕科技安全的战略定位、现实挑战、体系构成与实践路径展开系统探讨，以期为我国科技安全保障能力提升提供理论参考。

一、科技安全的战略定位与时代内涵

（一）科技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核心支撑

国家总体安全观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16种安全类型，其中科技安全具有基础性、渗透性和引领性特征。一方面，科技突破能为其他领域安全提供技术支撑——例如量子通信技术的发展可提升信息安全防护能力，生物育种技术的进步能保障粮食安全；另一方面，科技领域的风险可能向其他领域传导，形成“蝴蝶效应”。以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为例，若某一领域的芯片供应中断，不仅会导致电子信息产业停滞，还可能波及智能制造、医疗设备、国防装备等多个领域，最终威胁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因此，科技安全不是孤立的技术问题，而是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

（二）大国竞争下科技安全的新特征

当前，大国科技竞争呈现出“高强度对抗”与“深度融合”并存的复杂态势。从对抗性看，技术标准主导权、关键专利布局、高端人才争夺已成为竞争焦点。部分国家通过出口管制、技术封锁、人才限制等手段，试图遏制他国科技发展；从融合性看，全球科技产业链深度交织，任何国家都难以在所有领域实现完全自主。例如，半导体产业涉及材料、设备、设计、制造等上万个环节，需全球分工协作完成。这种“竞合交织”的特征，使得科技安全不再局限于“自主可控”的单一维度，而是需要在开放合作与风险防控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二、大国竞争背景下科技安全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关键核心技术“断供”风险突出

在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精密仪器等领域，我国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技术依赖。以芯片制造为例，先进制程的光刻机、光刻胶等核心设备和材料主要依赖进口，一旦外部供应受阻，可能导致相关产业链断裂。这种“卡脖子”问题不仅制约产业升级，更可能在极端情况下演变为“生存危机”。例如，某类用于医疗设备的专用芯片若被限制供应，可能直接影响高端医疗仪器的生产，进而威胁公共卫生安全。

（二）数据安全与网络空间风险加剧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已成为重要战略资源。但数据跨境流动、网络攻击、数据泄露等问题日益凸显。一方面，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如电力、金融、交通系统）面临网络攻击风险，一旦遭受攻击，可能引发系统性瘫痪；另一方面，生物数据、地理信息等敏感数据的非法采集与利用，可能威胁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例如，通过分析特定区域的能源消耗数据，可推断该区域的工业活动强度；通过挖掘医疗健康数据，可能获取群体基因特征，这些都可能被用于非正当目的。

（三）科技伦理与治理体系滞后

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如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带来了一系列伦理挑战。例如，人脸识别技术可能侵犯个人隐私，深度伪造技术可能扰乱信息秩序，基因编辑技术可能突破伦理底线。由于科技伦理规范和治理体系的构建往往滞后于技术发展，部分领域存在“先发展、后规范”的被动局面。若不能及时建立适应技术发展的伦理框架和监管机制，可能导致技术滥用，引发社会信任危机。

三、科技安全保障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

（一）自主创新能力：保障科技安全的“源动力”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应对科技安全风险的根本途径。这需要强化基础研究的“根”作用，加大对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的投入，鼓励自由探索和原始创新；需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链”瓶颈，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重点领域，实施“揭榜挂帅”“赛马”等新型攻关机制；需要构建开放协同的“网”生态，推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深度合作，形成“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例如，通过建立“国家实验室+创新联合体”的模式，可整合优势资源，加速技术突破。

（二）制度供给能力：保障科技安全的“压舱石”

完善的制度体系是科技安全的制度保障。一方面，需健全科技安全法律法规，制定《科技安全法》等专项法律，明确关键技术清单管理、技术出口管制、数据安全保护等具体规则；另一方面，需优化科技治理机制，建立科技安全风险评估体系，对重大科技项目进行全周期安全审查，对新兴技术开展伦理预研究和动态监管。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可建立“算法备案+伦理审查+效果评估”的全流程监管机制，既鼓励技术创新，又防范伦理风险。

（三）国际合作能力：保障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