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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

引言

刑罚执行是刑事司法的“最后一公里”，直接关系到法律权威的维护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作为刑罚变更执行的重要制度，本是为激励罪犯改造、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设立。然而，实践中少数司法工作人员受利益驱使，利用职务便利实施“暗箱操作”，通过伪造材料、隐瞒真相、违规审批等手段，使不符合条件的罪犯违法获得减刑、假释或暂予监外执行，严重破坏刑罚执行的严肃性与公正性。这种行为不仅损害被害人权益、削弱司法公信力，更可能助长“以权赎刑”“花钱买刑”的不良社会认知。我国刑法将此类行为规定为“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正是为了从法律层面遏制司法腐败，保障刑罚执行的公平性。本文将围绕该罪名的法律内涵、实践表现、社会危害及防治路径展开系统分析。

一、法律定义与立法背景

（一）罪名的法律依据与核心特征

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予以减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行为。该罪名的设立直接对应刑罚变更执行环节的特殊风险，其核心特征可概括为：主体特定（司法工作人员）、主观故意（出于徇私动机）、行为违法（违反法定条件与程序）、结果危害（导致不符合条件的罪犯被违法变更刑罚执行）。

从法律条文体系看，该罪名被规定在刑法渎职罪章节，与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等共同构成对司法权力运行的监督体系。其立法目的在于通过刑事制裁手段，规范刑罚变更执行的程序，防止司法工作人员因私人利益（如收受财物、人情请托等）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确保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严格依照“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等法定条件实施。

（二）立法背景与社会需求

该罪名的设立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发展密切相关。早期刑罚执行中，由于制度规范不够完善、监督机制不够健全，个别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打招呼”“批条子”，为特定罪犯违法办理减刑、假释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曾出现过罪犯通过伪造病历“保外就医”后继续从事违法活动，或短期内多次减刑导致实际服刑期过短等案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此类事件不仅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更让公众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产生质疑。为回应社会关切、强化对刑罚执行权的制约，我国在刑法修订过程中增设了该罪名，通过明确刑事追责标准，为司法工作人员划定“红线”，确保刑罚变更执行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二、犯罪构成要件解析

（一）主体要件：特定身份的司法工作人员

本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仅限“司法工作人员”。根据刑法对“司法工作人员”的界定，主要包括负有监管职责的监狱、看守所工作人员，负责减刑假释审核的法院审判人员，以及负责暂予监外执行审批的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等。需要注意的是，实践中可能存在非司法工作人员与司法工作人员共同实施舞弊行为的情况（如社会人员伪造病历协助罪犯骗保外就医），此时非司法工作人员可构成该罪的共犯。

例如，监狱管教人员张某接受罪犯亲属财物后，明知罪犯李某在服刑期间多次违反监规，仍伪造其“积极改造”的考核材料，向法院提请减刑；法院审判员王某未严格审查材料，便裁定减刑。在此案例中，张某作为监狱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是直接实施者，王某若因疏忽大意未发现材料虚假，可能构成玩忽职守；若明知材料虚假仍裁定，则与张某共同构成本罪。

（二）主观要件：直接故意与徇私动机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罪犯不符合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仍故意予以办理。此外，行为人的主观动机须为“徇私”，包括徇个人私情（如亲友请托）、徇个人私利（如收受财物、接受宴请）等。若行为人因工作失误（如疏忽审查材料）导致错误办理，则不构成本罪；若因重大过失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玩忽职守罪。

例如，监狱医生赵某为帮助朋友王某（罪犯）获得保外就医，明知王某仅患普通高血压（未达保外就医标准），仍在诊断证明中虚填“高血压三期伴靶器官损害”。赵某的行为即属于典型的“徇私”故意，符合本罪主观要件。

（三）客体要件：双重法益的侵害

本罪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即刑罚变更执行的法定程序与制度），也包括刑罚执行的公正性（即对罪犯改造效果与社会危害性的客观评价）。具体而言，司法机关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审查与决定，是基于对罪犯服刑表现、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的综合评估；而舞弊行为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这种评估偏离客观标准，本质上是对司法权公信力的破坏。

（四）客观要件：违规操作的具体表现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实施了舞弊行为，并导致不符合条件的罪犯被违法减刑、假释或暂予监外执行。“舞弊行为”主要包括以下类型：一是伪造、篡改证明材料，如虚构罪犯“悔改表现”的考核记录，伪造病残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