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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烈士朱保田“回家”了

一、83年的牵挂：一个家庭跨越时空的朴素心愿

2025年12月19日，南京六合桂子山烈士陵园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归人”——长眠安徽天长83年的抗战烈士朱保田，终于魂归故里。当覆盖着国旗的棺椁缓缓移入陵园时，站在人群最前排的朱胜芝，这位61岁的烈士长孙，眼眶早已湿润。他手中紧攥着两张泛黄的“传家宝”：一张是1983年国家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另一张是刻着“烈属无上光荣”的老木牌，牌面的漆色虽已斑驳，却依然能触摸到岁月沉淀的温度。

这份跨越83年的牵挂，始于1942年的那个秋日。朱保田，这位新四军二师冶山大队二连的普通战士，在安徽天长关塘的战斗中倒下后，被战友就近安葬在郑集镇鲍桥村的田野里。从那时起，朱家人的清明祭扫路线便固定为“六合冶山——天长鲍桥”的30里路程。“小时候跟着父亲去上坟，要走好几里泥路；后来通了拖拉机，再后来有了摩托车，现在开车半小时就到。”朱胜芝回忆，尽管交通日益便利，但墓地的环境却让家人揪心——随着周边农田改造、沟渠变迁，原本位于高岗的烈士墓逐渐陷入低洼，每到雨季便被积水围困，“有一年清明去看，墓碑都被泡得歪了，我们赶紧用石头垫起来”。

这种“揪心”里，藏着最朴素的情感逻辑：烈士为家国捐躯，理当被后人以更体面的方式铭记。朱胜芝说，爷爷的名字在“六合革命烈士传”里有记载，是登记在籍的革命烈士，但83年来，他的墓始终散落在村野之间，“别的烈士都进了烈士陵园，爷爷却‘漂泊’在外，我们做子孙的，总觉得亏欠他”。这份朴素的心愿，不是对“特殊待遇”的苛求，而是一个家庭对“让烈士有个‘家’”的执着——这个“家”，既是血脉相连的故土，更是全社会共同守护的精神家园。

二、跨越省界的接力：政府部门践行尊崇的责任担当

从10月15日现代快报首次报道朱家人的诉求，到12月19日烈士墓正式迁入桂子山烈士陵园，65天的时间里，一场跨越苏皖两省的“接英烈回家”行动高效推进。这背后，是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把尊崇写在大地上”的行动自觉，更是“让烈士不再‘漂泊’”的制度温度。

报道发出后，南京六合区和安徽天长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第一时间介入。六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查阅了党史档案，确认朱保田的烈士身份和战斗经历；天长市相关部门则实地勘查墓地现状，核实迁葬可行性。两地部门通过线上会议、联合调研等方式，协调解决了烈士遗骸迁移的法律程序、墓地选址、纪念设施建设等问题。“烈士遗骸迁移涉及民政、党史、殡葬管理等多个领域，我们参照《烈士褒扬条例》和《烈士安葬办法》，逐一梳理流程，确保每一步都合规合法。”六合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介绍。

这场接力的关键，在于对“尊崇”二字的深刻理解。烈士是国家和民族的脊梁，他们的安葬地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墓地，更是承载集体记忆的精神坐标。将散葬烈士墓迁入烈士陵园集中管理，既是对烈士的告慰，也是对《烈士褒扬条例》中“统筹规划烈士纪念设施建设”要求的落实。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已开展多轮散葬烈士墓集中迁葬行动，仅2023年就完成迁移修缮5.9万座，朱保田烈士的“回家”，正是这一国家行动的微观注脚。

更值得关注的是，两地部门在协调中展现出的“民生视角”。当朱胜芝提出“希望墓地靠近陵园入口，方便家人祭扫”时，工作人员不仅记录需求，还主动建议在墓前增设纪念标识，刻上烈士的生平事迹；考虑到烈士亲属年事已高，陵园管理方承诺提供免费祭扫服务，并将烈士事迹纳入爱国主义教育课程。这些细节，让“尊崇”从制度条文转化为可触摸、可感知的温暖。

三、从“他乡”到“故里”：烈士安葬背后的精神传承

朱保田烈士的“回家”，最终落点不在地理意义上的位移，而在精神层面的归位。桂子山烈士陵园，这座安葬着数百位抗战烈士的红色地标，从此多了一位“战友”——他的墓与其他烈士墓并肩而立，墓碑上的“新四军二师冶山大队战士”字样，将他的生命与这片土地的抗战记忆永远绑定。

这种“归位”，首先是历史记忆的完整。在六合，桂子山战斗是抗战史上的重要节点。1943年8月，新四军二师在此与日伪军激战，毙伤敌军300余人，史称“桂子山战役”。朱保田虽牺牲于1942年，但作为冶山大队的一员，他的战斗足迹同样刻在这片土地的抗战版图上。将他的墓迁入桂子山烈士陵园，不仅让烈士“回到”曾经战斗的地方，更让分散的历史碎片得以拼接——人们站在陵园里，能更清晰地看到一支地方抗日武装如何在敌后斗争中前赴后继。

其次是精神传承的延续。烈士陵园是最好的“思政课堂”。桂子山烈士陵园每年接待参观群众超10万人次，其中中小学生占比近40%。朱保田的事迹被整理成“战士的最后一课”，成为陵园讲解的新内容：“他牺牲时只有23岁，和你们差不多大，却用生命守护了身后的家园。”当孩子们站在烈士墓前，看到的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烈士”符号，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同龄人”——这种情感共鸣，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