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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视角下我国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的深度剖析与策略优化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社会经济的大棋盘上，个人所得税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它不仅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更是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关键杠杆。自1799年英国率先创立个人所得税以来，历经两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革，这一税种在世界各国广泛落地生根，成为现代税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发达国家更是稳坐主要税收来源的宝座。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升，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逐渐拉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2024年我国基尼系数虽有波动，但长期处于0.46以上，高于国际警戒线0.4，也高于多数OECD成员国。过大的收入差距容易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2018年，我国实施了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新税制，将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从每人每月3500元提高至5000元，并设立了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2022年新增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2023年又进一步提高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3项专项附加扣除标准。这些改革举措旨在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力度，从而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江西，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的重要省份，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然而，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江西的经济发展水平仍有一定差距，居民收入分配也存在一些问题。研究江西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该省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实际效果，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而为完善江西个人所得税制度提供针对性的建议，推动江西个人所得税制度的优化与创新，提高税收制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同时，对于促进江西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缩小省内居民收入差距，提升社会公平正义水平，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以及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通过对江西这一典型省份的深入研究，可以为其他地区在个人所得税改革和收入分配调节方面提供经验教训，推动全国范围内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不断完善和优化，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丰硕。Mirrlees在1971年提出“米尔利斯模型”，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了最优所得税制的设计原则，为后续个人所得税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Atkinson和Stiglitz于1974年进一步探究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与再分配效应之间的内在联系，明确指出累进性的个人所得税能够切实有效地减少收入不平等现象。此后，诸多学者从税收负担、税制结构、税收征管等多个维度，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再分配效应展开了深入且细致的研究。如Saez（200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提高最高边际税率能够增强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但同时也可能对高收入者的劳动供给和投资决策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国内研究随着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不断深入而日益丰富。王小鲁和樊纲（2005）借助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对个人所得税在收入分配调节方面的实际影响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个人所得税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然而效果相对有限。王弟海等（2012）运用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个人所得税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动态影响，发现改革能够显著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福利水平。岳希明等（2012）指出，我国个人所得税虽然累进性较强，但由于平均税率偏低，导致其收入再分配效应未能充分彰显。徐建炜等（2013）将我国个人所得税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发现我国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田志伟和金圣（2023）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并结合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福布斯财富排行榜，在修正微观调查数据样本结构偏差问题的基础上，评估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发现修正样本结构偏差后，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提高30%以上，但个人所得税对收入排序前端群体的调节力度有限，且其他项目累进性较弱，致使整体收入再分配效应受限。

综观现有研究，虽然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部分研究在数据选取上存在局限性，如微观调查数据中可能存在先富群体缺失的问题，导致对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的估计出现偏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居民收入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现有研究大多从全国层面展开，针对特定省份的深入研究相对较少，无法充分反映地区差异对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