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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野千鹤子批高市：真是亡国内阁

一、18.3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财政扩张背后的债务隐忧

2025年11月28日，高市早苗内阁在一片争议声中通过了2025财年补充预算案。这份总额达18.3034万亿日元（约合8311亿元人民币）的预算案，以“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为名，却将11.696万亿日元（占比超63%）的资金缺口寄托于新发国债。消息一出，日本社会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上野千鹤子随即在社交平台X上直言：“这样的内阁，我真想称其为‘亡国内阁’。”

要理解上野千鹤子的激烈批评，需先审视日本当前的财政困境。作为全球债务负担最重的发达国家之一，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长期超过260%，远超国际警戒线（通常认为60%为安全线）。近年来，受经济低迷、少子老龄化加剧、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因素影响，日本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财政支出却因社会保障、防灾救灾、经济刺激等需求持续攀升。在此背景下，补充预算本应是应对突发或紧急需求的“应急工具”，但高市内阁的这份预算案却呈现出“常态化扩张”的特征——18.3万亿日元的规模，相当于日本2024年一般会计预算的22%，其中超六成依赖借债，这在日本战后财政史上亦属罕见。

更值得警惕的是国债依赖的“滚雪球效应”。日本国债主要由国内机构和央行持有，看似降低了短期违约风险，但若长期依赖借新还旧，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20%以上将用于支付国债利息。2025年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国债利息支出已占一般会计预算的15.8%，较5年前上升3.2个百分点。若此次补充预算的11.7万亿日元国债发行落地，未来每年仅利息支出就将新增约3000亿日元（按当前0.5%的平均利率计算）。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财政操作，不仅透支了后代的财政空间，更可能动摇市场对日本财政可持续性的信心。一旦海外投资者对日本国债的信任度下降，引发汇率波动或利率上升，日本经济将面临“债务-货币”双重危机。

二、“亡国内阁”批评的深层逻辑：从财政责任到政治立场的冲突

上野千鹤子的批评绝非单纯的经济议题讨论，其背后是对高市内阁“政策失焦”与“责任缺失”的双重质疑。作为日本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社会学者之一，上野长期关注社会公平、性别平等与公共政策的伦理基础。在她看来，高市内阁的补充预算案暴露了三重根本性矛盾：

首先是“政策口号”与“实际行动”的背离。高市早苗此前多次强调要推行“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宣称“每一分钱都将用于提升国民福祉”。但从预算内容看，18.3万亿日元的支出中，仅有约30%明确用于应对少子化、老年人护理等民生领域，其余资金多用于传统基建投资和企业补贴。这种“重增长、轻福祉”的倾向，与日本社会真正的痛点——老龄化导致的社会保障缺口、年轻人生育意愿低迷、女性职场歧视等——形成鲜明反差。上野曾在公开演讲中指出：“真正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应该优先解决那些‘等不起’的社会问题，而非延续过时的增长主义思维。”

其次是“政治立场”与“社会需求”的错位。高市早苗作为自民党首位女总裁，其当选曾被部分媒体视为“日本性别政治的突破”，但上野千鹤子早在10月高市胜选时便直言：“即便是产生首个女首相也并不值得高兴。”这一表态的核心，在于高市的极右翼政治立场与女权主义理念的根本冲突。高市长期支持修改和平宪法、强化国防开支，在性别议题上主张“传统家庭价值观”，反对扩大女性职场权益保障。例如，她曾公开反对将“男性育儿假强制化”写入劳动法，认为“女性回归家庭是自然选择”。这种保守立场，与上野倡导的“性别平等不仅是权利，更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理念完全相悖。此次补充预算对民生领域的投入不足，某种程度上正是高市政治立场的延伸——她更倾向于维护传统利益集团的诉求，而非推动真正的社会变革。

最后是“短期政绩”与“长期责任”的失衡。高市内阁上台仅3个月便推出如此大规模的补充预算，很难不被解读为“急于刷存在感”的政治操作。日本在野党议员曾质疑：“11月刚通过年度预算，12月就推出超18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是否存在项目论证不充分、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事实上，部分预算项目（如地方小型基建）被指“为花而花”，缺乏明确的效益评估。上野在批评中隐含的担忧正是：当一届政府将财政工具异化为政治表演的道具，国家的长远发展将失去基本保障。

三、事件折射的日本社会困境：债务困局与性别政治的双重挑战

上野千鹤子与高市内阁的这场“舆论交锋”，本质上是日本社会深层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一方面，日本财政已陷入“借债-支出-再借债”的恶性循环，政府试图通过扩张性财政刺激经济，却始终未能解决增长动力不足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性别政治的表面进步（如首位女首相）与实质倒退（保守政策回潮）形成强烈反差，反映出日本社会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改革之间的剧烈撕裂。

从财政视角看，日本的债务问题早已超越经济范畴，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制度性枷锁”。二战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