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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福利国家的起源与特点

尽管“福利国家”这个名词已为我们所熟知，但仍有必要澄清有关“福利国家”的概念。从1945年以来的一般用法来看，它意味着这样一种国家：将维持所有公民的适当的生活标准作为其任务的重要一部分。这样的国家试图通过各种方法来完成这一远大目标，包括提供现金补助和（或）扶助、财政制度下的减税、规范劳动市场。现代国家行为的很大一部分确实含有某些福利内容，这不仅在英国如此而且法、德、瑞典等欧洲国家也是这样。

在整个19世纪中，福利国家的行为在规模、范围和成本上肯定有所增长，但其增长的原因和结果是复杂的。为了使这一问题更容易澄清，我们将仅涉及它的变化过程而不考虑生活标准之类的相关问题。在所产生的这些改善中，涉及到诸如家庭、志愿或私人机构之类的其他机构的国家福利的确切作用，最好被当作一个不同的主题来看。虽然这些过程是明显相关的，但也不应认为它们会自然地同步发展。尽管国家福利措施可能已经计划提高一般的福利标准，但它们并非一贯如此，牢记这一点是有益的。这从不是它们的唯一意图。当今国家比以往表现出更多福利功能这个事实，并不一定暗示它已经代替其他机构成为福利的提供者。相反它们的作用可能已经并肩增长。最后，知道社会立法的预期结果并不总与实际结果相一致也是有益的。弄清以上几点将有助于对本文的理解。

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对于福利变革的压力

到1880年，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了很大范围的福利职能。济贫法是一个最重要的机构，它为那些处于极度贫困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救济与扶助的体制[Rose（1）]。这个体制从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开始，一直希望通过不断的改革更好地救助贫困群体。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它为越来越大范围的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提供了制度化的关护，而且这种关护日益专门化并较少带有惩罚性。那些人涉及疾病和年老者、孤儿和弃儿。但是当时这种制度化关护增长的原因尚不清楚，仍需进一步研究[Crowther（2）]。

在济贫法体系的管理者探索扩展对无助贫民的制度化救助的同时，他们也试图削减以院外救济的形式提供给居家人们的救济金。这是1834年济贫法改革的重要理由。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将济贫院外的扶助责任转移给家庭、慈善机构或雇主。以这种方式，它们最终希望实现1834年《新济贫法》的目标，并且废除对健康穷人的院外津贴。但是，中央的济贫法当局很难将如此一致的政策强加给地方管理机构——监护人委员会。保持很大独立性的这些委员会有不同的办法支配济贫税收入，并面对各种困难。实际上地区的差异因此依旧存在。然而，从长期来说这样的差异在中央的压力下减少了。这说明在19世纪里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逐步加大。

自19世纪80年代起，中央政府遭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去扩展济贫法以外的福利职能，那些压力部分来自于济贫法官员自身的行动。当对诸如病痛者之类“值得救济的”群体的制度化扶助改进时，似乎并不太清楚为什么这些福利职能仍应留在一个威慑性济贫法的不得人心的体系内。削减院外救济也引起了传统上被认为是“值得救济”的人生活艰难，如老人和单亲家庭。家庭和志愿机构不可能完全代替先前的公共救助，致使更大的贫困随之产生。这不一定是因为家庭不愿向贫困的亲戚提供支持，一些人只是因为自身太穷而无法给予帮助。并且一些老年贫民并无亲属，一些人从未结婚，另一些人虽有子女但子女要么不在身边要么已亡故。在有亲属的情况下，有有力的证据表明亲属是向身陷贫困的人提供支持的主要来源。另外，来自富有或并不富有的人的赈济可能也有所帮助。尽管支付了大量的救济金，但对救济基金的扩大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基金很难赶上日益增加的需要。从19世纪初起，受救济的人口比常常高达10%。80年代虽有所下降，但比例仍很高。19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老年贫民中生活困境的加剧成为对国家养老金需要日长的一个重要理由。

是长期斗争的产物，也是由国家支付的来自济贫法以外的第一项现金救济。但是它首先强制要求申请程序和性格测试的做法，并未远离济贫法的精神。同年的《儿童法》是对30年的国家全面保护儿童宣传的一个回应。1909年的《行业委员会法》提出了最低工资，并改善某些最低报酬的和主要为女性的职业的条件。这一年的《住房和城镇规划法》力求限制现存的和将来的城市过度拥挤和污染问题。随后的劳合?乔治(LloydGeorge)预算使得直接税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更具进步性。1911年通过《国民保险法》向稳定就业的人提供健康和失业救助。相对应地强制要求每周缴款，目的在于减轻财政部的沉重负担。社会保障也打算将长期确立的价值观变成一种国家冒险。稳定的缴付令工人想起遵守自助与储蓄契约，这为他（极少是她）确定了一个获得救助的契约性权利。至此传统的济贫法保障体系开始转变为现代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两个养老金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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