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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人能否要求收回《江南春》

一、从“镇馆之宝”到拍卖市场：一场跨越半世纪的文物捐赠纠纷

2025年5月，北京嘉德拍卖公司的春拍预展上，一幅标注为明代仇英《江南春画卷》的古画以8800万元估价亮相，引发收藏界震动。但鲜少有人知道，这幅被视作“镇馆之宝”的画作，其背后隐藏着一段跨越66年的文物捐赠往事——它的“身份”，正与1959年庞氏家族向南京博物院捐赠的137幅“虚斋旧藏”密切相关。

故事要从1959年说起。彼时，庞增和代表庞氏家族将包括《江南春》在内的137幅珍贵古画无偿捐赠给南京博物院。在那个“把宝贝交给国家保存”的朴素年代，捐赠协议仅以“无偿捐赠”四字概括，庞家人对国家博物馆的信任，支撑着这份跨越代际的托付。然而，1961年与1964年，南京博物院先后组织两轮专家鉴定，张珩、谢稚柳等权威鉴定家参与其中，最终将《江南春》等5幅画作定性为“伪作”。此后，这5幅画被从馆藏序列中剔除。上世纪90年代，南京博物院依据1986年出台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对包括《江南春》在内的5幅“伪作”启动处置程序：1997年，《江南春》被调拨至江苏省文物总店；2001年，以6800元的价格售出，标注为《仿仇英山水卷》。

2025年，当这幅曾以“仿作”低价流出的古画突然以近亿元估价出现在拍卖市场时，庞家后人、70余岁的庞叔令坐不住了。她的质疑直指核心：当年捐赠的《江南春》是否就是如今拍卖的这幅？如果是，南京博物院作为受赠方，是否有权在未告知捐赠人后代的情况下处置文物？更关键的是，庞叔令发现，除《江南春》外，另有4幅捐赠古画（赵光辅《双马图轴》、王绂《松风萧寺图轴》等）也“消失”在馆藏记录中。

这场风波的发酵并非偶然。早在2025年6月前，庞叔令已与南京博物院达成调解协议，要求院方展示《捐赠绘画清册》中全部藏品原件并说明缺失藏品的流转情况。但调解协议尚未完全履行，《江南春》现身拍卖的消息便将矛盾推向顶点。庞叔令不仅申请强制执行调解协议，更发起新一轮诉讼，要求南京博物院说明5幅藏品的处置流向并返还，同时要求拍卖公司返还《江南春》。至此，一场关于文物捐赠、真伪鉴定与权益归属的争议，正式进入公众视野。

二、法律争议：捐赠文物的“所有权”与“撤销权”如何界定？

庞叔令能否收回《江南春》，核心在于法律对“捐赠文物所有权转移”与“赠与合同撤销”的规定。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既源于捐赠行为的历史特殊性（发生于1959年），也涉及《民法典》与《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交叉适用。

首先，从文物归属的法律逻辑看，根据《文物保护法》及相关规定，国有博物馆接受的捐赠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博物馆仅依法承担保管、研究、展示等义务。这意味着，庞氏家族1959年的捐赠行为完成后，《江南春》的所有权已转移至国家，南京博物院作为受赠方，理论上无权擅自处置，但可依据相关规定对非馆藏文物（如被鉴定为伪作的文物）进行合法调剂。然而，争议的焦点在于：南京博物院对《江南春》的处置是否符合“合法调剂”的程序要求？

根据《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博物馆对非文物藏品或文物复制品、仿制品的处置，需履行严格的审批程序，包括登记备案、评估定价等。参考资料显示，《江南春》于2001年以6800元售出，流程文件标注合规，但关键细节仍存疑：处置前是否向捐赠人后代履行告知义务？鉴定为“伪作”的结论是否有完整、可追溯的证据链？这些程序上的模糊性，成为庞叔令主张权利的重要依据。

其次，从《民法典》视角看，赠与合同的撤销权为庞叔令提供了法律支撑。《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三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尽管庞氏家族的捐赠行为发生于1959年，当时的法律未对赠与合同撤销作出明确规定，但《民法典》规定，若当时的法律无相关规定，可适用《民法典》。结合本案，庞叔令作为捐赠人近亲属，若能证明南京博物院未履行“妥善保管、合理利用”的赠与合同隐含义务（如因处置不当导致文物流失至拍卖市场），则可能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撤销赠与。

但法律实践中，“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需以合同中存在明确约定为前提。1959年的捐赠协议仅写明“无偿捐赠”，未对受赠方的具体义务（如保管标准、处置程序、信息告知等）作出详细约定，这为庞叔令的诉讼增加了难度。此外，南京博物院若能证明其对《江南春》的处置符合《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且鉴定结论具有专业性，则可能主张“已履行法定保管义务”，从而对抗撤销权的主张。

三、管理之思：文物捐赠背后的信任与制度漏洞

这场纠纷的深层矛盾，是公众对博物馆文物管理透明度与公信力的关切。从庞家的“朴素信任”到如今的“信任危机”，折射出文物捐赠领域长期存在的制度短板。

其一，鉴定程序的透明度不足。《江南春》被定性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