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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罪数额较大认定标准及案例

引言

盗窃罪作为常见多发的财产犯罪，其定罪量刑与涉案财物的价值密切相关。其中“数额较大”是刑法规定的盗窃罪基本构成要件之一，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认定“数额较大”不仅影响个案公正，更关乎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感知。本文将围绕盗窃罪“数额较大”的认定标准展开，结合法律规定、实践难点及典型案例，系统解析这一关键问题。

一、盗窃罪数额较大认定的法律依据

盗窃罪的数额认定并非主观裁量的结果，而是以明确的法律规范为基础。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通过“法律+司法解释”的双层框架，构建了科学的认定体系。

（一）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原则性规定

我国《刑法》第264条明确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一条款将“数额较大”与四类特殊盗窃行为并列，作为盗窃罪的入罪标准。其中“数额较大”是最基础的认定维度，体现了刑法对财产权保护的量化要求。同时，刑法总则中关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要求司法机关在认定数额时需综合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等因素，避免“唯数额论”的机械司法。

（二）司法解释的细化与补充

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数额较大”作出了具体规定。《解释》第一条明确：“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这一规定既保持了全国法律的统一性，又赋予地方司法机关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的灵活性。

（三）特殊情节下的数额降低规则

考虑到部分盗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大，《解释》第二条进一步规定，若存在“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一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组织、控制未成年人盗窃”等八种情形之一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第一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例如，一般地区“数额较大”标准为3000元，若行为人符合上述特殊情节，则1500元即可入罪。这一规则体现了对屡教不改、针对弱势群体等恶性行为的从严打击。

二、数额较大的具体认定标准与实践难点

法律规范的落地需结合具体实践场景。“数额较大”的认定不仅涉及数值标准，更需解决“如何计算财物价值”“不同地区标准如何衔接”等实操问题。

（一）全国统一幅度与地区差异化标准

根据《解释》，“数额较大”的全国基准线为1000元至3000元。各地区需在这一幅度内，综合考虑本地经济发展水平与治安状况确定具体标准。例如，经济较发达的东部省份可能将标准定为3000元，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省份可能定为1500元。这种差异化设置符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司法理念——在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3000元的财产损失对被害人的影响相对较小，提高标准可避免刑罚过度干预；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降低标准则能更有效地保护公民财产权。

（二）财物价值的计算方法与争议解决

盗窃对象的多样性（如现金、物品、虚拟财产等）决定了价值计算的复杂性。根据《解释》第四条，财物价值的认定需遵循以下规则：

有有效价格证明的：以证明显示的价格为准（如购买发票、市场标价）；

无有效价格证明或价格证明明显不合理的：由司法机关委托价格认证机构进行评估；

特殊物品：如文物按文物鉴定机构的评估价；电力、燃气、自来水等按合法收费标准计算；虚拟财产（如游戏装备）需结合市场交易价、用户投入成本等综合认定。

实践中，最常见的争议点在于“二手物品的价值认定”。例如，行为人盗窃一部使用两年的手机，被害人主张按购买价5000元计算，而行为人辩称应按二手市场折旧价2000元计算。此时，司法机关需委托专业机构进行价格鉴定，以实际价值而非原始购买价为准，避免因价值高估导致量刑过重。

（三）既遂与未遂对数额认定的影响

盗窃罪的既遂标准采用“控制说”，即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财物。若行为已着手但未实际控制财物（如扒窃时被当场抓获），则属于未遂。根据《解释》第十二条，盗窃未遂但具有“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以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等情形的，仍应定罪处罚。但在“数额较大”的认定中，未遂数额一般不单独入罪，需结合其他情节综合判断。例如，行为人意图盗窃3000元现金但未遂，若其无其他盗窃行为，则不构成犯罪；若其同时存在一次既遂的1000元盗窃，则两次行为累计可认定为“数额较大”。

三、典型案例解析：数额认定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通过具体案例可以更直观地理解“数额较大”认定标准的适用逻辑，以及司法机关如何平衡法律刚性与个案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