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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M模型的实证检验与市场有效性

一、CAPM模型与市场有效性的理论关联

(一)CAPM模型的核心逻辑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现代金融理论的重要基石。其核心思想在于揭示资产的预期收益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均衡关系。简单来说,投资者承担的风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特定公司相关的非系统性风险(如管理层变动、产品研发失败),这类风险可通过分散投资降低;另一类是与市场整体波动相关的系统性风险(如经济周期、利率变化),无法通过分散投资消除。CAPM认为,只有系统性风险会影响资产的预期收益——投资者承担的系统性风险越高,预期获得的收益补偿也应越高。

这一逻辑通过“贝塔系数”(β)量化体现。贝塔系数衡量某一资产收益率与市场组合收益率的联动性:β=1表示资产与市场同涨同跌;β1意味着资产波动大于市场,风险更高;β1则相反。在市场均衡状态下,资产的预期收益应等于无风险利率加上β乘以市场风险溢价(市场组合预期收益与无风险利率的差额)。这一关系构建了风险与收益的“公平定价”基准。

(二)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内涵

市场有效性假说(EMH)由法玛(Fama)于20世纪70年代系统提出,其核心观点是:资产价格会充分反映所有可获得的信息。根据信息反映程度的不同,市场有效性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弱式有效市场。价格已反映所有历史交易信息(如股价、成交量),技术分析无法获得超额收益;

第二,半强式有效市场。价格不仅反映历史信息,还包含所有公开可得的信息(如财务报表、新闻公告),基本面分析也无法持续获得超额收益;

第三,强式有效市场。价格反映包括内幕信息在内的所有信息,即使掌握未公开信息的投资者也无法长期获利。

市场有效性假说为理解资产定价提供了信息视角——若市场有效,价格是“合理”的,任何试图通过分析信息获利的行为都是徒劳;若市场无效,价格可能偏离内在价值,存在套利机会。

(三)两者的内在联系

CAPM与市场有效性假说存在深刻的理论关联。一方面,CAPM的成立以市场有效为前提。在有效市场中,所有投资者均能理性利用信息,资产价格迅速调整至均衡水平,此时系统性风险(β)应是唯一影响收益的因素,非系统性风险已被分散。另一方面,CAPM的实证检验是验证市场有效性的重要途径。若实证结果支持CAPM(即收益仅由β解释),则说明市场至少达到半强式有效;若CAPM失效(如存在其他因素影响收益),则可能意味着市场无效或模型本身存在缺陷。二者相互印证,共同构成理解金融市场运行规律的核心框架。

二、CAPM模型的实证检验方法与经典研究

从理论到现实的跨越,需要通过实证检验验证CAPM的适用性。学者们围绕“收益是否仅由β决定”这一核心问题,发展出多种检验方法,并在不同市场环境下展开研究。

(一)实证检验的基本思路

实证检验的关键在于将理论假设转化为可观测的变量关系。具体步骤包括:

首先,确定市场组合与无风险资产。实际中,市场组合常用股票指数(如某国综合股价指数)替代,无风险利率多选择短期国债收益率;

其次,计算资产的β系数。通过历史数据(如月度收益率)进行回归,得到个股或投资组合的β值;

最后,验证收益与β的线性关系。若CAPM成立,资产的超额收益(实际收益减去无风险利率)应与β呈严格线性关系,且截距项为零(无超额收益),斜率为市场风险溢价。

(二)早期经典检验:Black-Jensen-Scholes研究

20世纪70年代,Black、Jensen与Scholes(BJS)开展了最早的CAPM系统性检验。他们选取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为样本,按β值高低将股票分为10个投资组合(β最高的为组合1,最低的为组合10),通过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每个组合的超额收益与β的关系。

研究发现:高β组合的实际收益低于CAPM预测值,低β组合的实际收益高于预测值。例如,β接近1.5的高风险组合,其超额收益仅略高于市场风险溢价;而β约0.5的低风险组合,超额收益却显著高于模型预期。这意味着,市场并未按照CAPM的“高风险高收益”规则定价——低风险资产被低估,高风险资产被高估,模型存在系统性偏差。

(三)横截面检验的扩展:Fama-MacBeth方法

为更直接验证“收益仅由β解释”,Fama与MacBeth于1973年提出两步法横截面检验。第一步,利用历史数据估计个股的β值(称为“前测β”);第二步,以月为单位,将个股的超额收益对前测β进行横截面回归,观察回归系数(即市场风险溢价的估计值)是否显著为正,截距项是否为零。

他们的研究显示:在样本期内,β与收益的正相关关系总体成立,但解释力随时间减弱。更重要的是,当加入其他变量(如公司规模、账面市值比)后,这些变量对收益的解释力甚至超过β。例如,小规模公司股票的收益长期高于大规模公司,即使两者β相近——这一“规模效应”直接挑战了CAPM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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