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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科普工作“把脉开方”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以下简称《科普法》）落实效果如何？科技工作者做科普面临哪些挑战？还需要哪些激励和保障措施？近日，“贯彻落实《科普法》，服务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普”座谈会在中国科普研究所召开，科技工作者、企业负责人围绕《科普法》的落地实施展开了讨论。

“我有位患者，也是我的粉丝。他经常根据我讲的科普知识点自我对照，在过度解读中，总怀疑自己得了病，甚至产生了焦虑情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胰胃外科病区主任田艳涛在回顾10年科普经历时，分享了一个案例。这曾让田艳涛陷入担忧与自责：难道自己的科普工作反而“害”了这位患者？正常科普工作能否受法律保护？

《科普法》让田艳涛吃了颗“定心丸”，其中明确指出，“国家保护科普组织和科普人员的合法权益，鼓励科普组织和科普人员自主开展科普活动”。这从根本上解决了田艳涛的后顾之忧，更坚定了他做科普的决心。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粒子天体物理中心研究员张双南，做了几十年的科普。他表示，回国后一方面由于他的科研任务繁重，另一方面他的岗位职责里面也没有科普工作，“《科普法》颁布前，我从不在工作日参加任何科普活动。现在做科普名正言顺、有法可依，我接到这次座谈会邀请没有任何犹豫。”张双南说，《科普法》为科研人员做科普提供了制度保障，让他们“挺直腰杆儿”。

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毛世平举了一个例子——过去数年间，转基因技术在中国一直被“误读”，甚至出现怪象：可以吃转基因食品，但不能种转基因粮食作物，转基因作物如转基因大豆，主要靠进口。

“中国转基因技术研究并不落后，但产业化进程滞后，这和科普不到位有一定关系。”毛世平说，老百姓对新产品、新技术应用的接受程度不高，产业化自然无法实现，“硬技术的供给，离不开科普软环境的营造。”

《科普法》明确规定，鼓励在科普中应用新技术，引导社会正确认识和使用科技成果，为科技成果应用创造良好环境。“《科普法》将构建起大科普格局。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普的积极性也被进一步调动起来，有利于打通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创新全链条。”毛世平表示。

《科普法》在实施层面仍面临关键挑战：缺乏具体、可操作的配套细则。如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等不同主体科普责任如何量化考核，科普经费来源、使用细则如何制定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社会法研究中心主任翟志勇指出，“由于《科普法》属于倡导性法律，其条款以原则性、引导性条款为主，缺乏强制性约束和量化标准。”为此，翟志勇建议，参照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框架标准，引导企业将科普视为社会责任，鼓励其从企业基金中划拨经费投入科普公益。

《科普法》推出后，与之配套的具体激励措施尚未有效跟进，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普的获得感仍有待提高。

目前，仅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设有科普类奖项。田艳涛呼吁，未来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也应为科普作品设立评选通道。

另外，科研单位普遍未将科普纳入核心评价体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院长师鹏反映，高校职称评审中科普被归入“公共服务”，易被科研成果淹没，“年轻人难将科普作为职业发展方向”。因此，不少科研人员建议提高科普在职称评审中的权重。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张劲硕则面临职称评审的另一个困境：科普职称在科研院所认可度不足。他呼吁：“希望实施细则能推动科研单位重视，并激励科研人员参与科普工作，提升其积极性。”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周建中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对专职科普人员单独设立职称序列，解决“评聘分离”问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王挺则建议，打造激励表彰平台、服务保障和文化营造的闭环体系，形成体制机制与制度保障，使科技工作者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共同提升，在科普中有更多获得感，使他们由被动参与科普转变为主动投入科普。

《科普法》明确了企业参与科普的合法地位，并提出了“实行税收优惠”的鼓励政策，这让果壳网等科普企业感到振奋。果壳网副总编吴欧认为，科普工作过度依赖政府项目补贴并非长久之计，税收优惠将会为企业节省不小的开支。然而，税收优惠政策如何落地实施，还需要更多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