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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技术鉴定制度的困境与突破：基于实践与理论的双重审视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刑事诉讼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而刑事技术鉴定制度作为刑事诉讼的关键环节，犹如基石之于高楼，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犯罪手段的日益复杂，刑事技术鉴定在案件侦破、证据认定等方面的价值愈发凸显。准确、科学的鉴定意见能够为司法机关查明案件事实提供有力支持，成为连接真相与法律裁决的关键纽带，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从司法实践来看，冤假错案的发生往往与刑事技术鉴定的瑕疵或错误密切相关。比如在“佘祥林案”中，由于当时的刑事技术鉴定水平有限，鉴定程序不够规范，对死者身份的错误认定成为导致冤案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案件严重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给当事人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再如“呼格吉勒图案”，同样存在着鉴定意见不准确、证据审查不严格等问题，使得无辜者蒙冤受屈。这些案例深刻地警示我们，完善刑事技术鉴定制度刻不容缓。

完善刑事技术鉴定制度对于提高诉讼效率也具有重要意义。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高效的鉴定程序能够避免案件久拖不决，使犯罪分子及时受到应有的惩处，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维护。科学合理的鉴定制度可以规范鉴定流程，减少不必要的重复鉴定和鉴定争议，从而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让司法系统能够更加顺畅地运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尤其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对刑事技术鉴定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早且成果丰硕。英美法系国家注重当事人的参与权，采用“当事人启动制”，司法鉴定由当事人自行聘请专家启动。这种制度下，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鉴定人、鉴定时间和鉴定对象，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使得正、反两方证据都能充分展现在陪审团和主审法官面前，有助于法官做出公平、公正的审判。然而，其弊端也显而易见，效率低下是其突出问题，而且鉴定人由当事人聘请，容易导致鉴定意见为雇主服务，降低了证据的可信度，使鉴定意见有沦为市场化产物的风险。大陆法系国家则倾向于采用“法院启动制”，鉴定程序由法院主导启动，这种模式提高了诉讼活动的效率，鉴定人相对更加客观、中立，但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保护有所不足。国外学者还对鉴定人的资质认定、鉴定技术标准、鉴定意见的质证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完善刑事技术鉴定制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

在国内，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对刑事技术鉴定制度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学者们针对我国刑事技术鉴定制度存在的问题，如鉴定机构设置混乱、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鉴定技术标准，导致多头鉴定、重复鉴定、鉴定分歧等现象屡见不鲜等，从鉴定体制、鉴定人制度、鉴定程序、鉴定意见的采信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探讨。一些学者主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对鉴定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加强对鉴定人的资质审查和培训，规范鉴定程序，完善鉴定意见的质证和认证规则。也有学者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角度出发，提出应进一步明确鉴定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保障当事人的鉴定申请权和参与权，加强对鉴定活动的法律监督。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在研究内容上，虽然对各个具体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但缺乏对刑事技术鉴定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未能全面、深入地剖析制度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协同作用机制。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多以理论研究为主，实证研究相对不足，对于实际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分析不够全面和深入，导致一些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不强，无法很好地解决实际问题。同时，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新兴技术在刑事技术鉴定中的应用不断涌现，如DNA鉴定技术、人工智能辅助鉴定等，现有研究对这些新技术带来的法律问题和挑战关注不够，未能及时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探讨我国刑事技术鉴定制度的完善路径。

文献研究法：通过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的学术文献、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资料，全面了解刑事技术鉴定制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梳理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为本文的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梳理国外相关文献时，深入分析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刑事技术鉴定制度的特点和差异，总结其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以便为我国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借鉴；在研究国内文献时，系统分析我国学者对现行制度存在问题的剖析以及提出的改进建议，找出研究的空白点和薄弱环节，明确本文的研究方向。

案例分析法：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刑事案例，如前文提到的“佘祥林案”“呼格吉勒图案”等，对其中刑事技术鉴定环节进行深入剖析，从实践角度揭示我国现行刑事技术鉴定制度存在的问题，如鉴定程序不规范、鉴定意见错误、鉴定人出庭作证难等，分析这些问题对案件结果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