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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领域待犯罪化行为剖析与刑法预防性策略构建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动因

21世纪被称为“生命科学的世纪”，以基因工程、合成生物学等为代表的生物科技取得了迅猛发展，在医疗、农业、环保等诸多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了新的契机。在医疗领域，基因检测技术能够实现疾病的早期精准诊断，为患者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基因治疗则有望攻克一些传统医学难以治愈的疑难杂症，给众多患者带来康复的希望。在农业方面，转基因技术培育出的抗病虫害、耐逆境的农作物品种，有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生物农药和生物肥料的研发与应用，能够减少化学农药和肥料对环境的污染，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环保领域，利用微生物降解有机污染物、处理污水等生物技术，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

然而，如同“潘多拉魔盒”被打开，生物科技在带来福祉的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风险与挑战。2018年震惊世界的贺某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贺某无视伦理道德和法律规范，运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使其出生后具备天然抵抗艾滋病的能力。这一行为严重违背了人类伦理道德底线，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从技术层面来看，当前基因编辑技术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如脱靶效应可能导致基因突变，对婴儿的健康成长带来无法预知的风险。从伦理角度而言，这种对人类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的行为，破坏了人类自然的遗传多样性，可能引发一系列伦理争议，如基因歧视、设计婴儿等问题，进而对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稳定秩序造成冲击。此外，生物科技的发展还可能引发生物安全风险，如生物武器的研发、生物恐怖主义活动的增加等，这些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面对生物科技领域不断涌现的风险与挑战，法律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必须积极回应。刑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在防控生物科技风险方面肩负着重要使命。对生物科技领域中的待犯罪化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并构建有效的刑法预防机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这有助于规范生物科技的研发与应用，引导科研人员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开展研究，避免技术的滥用和误用；另一方面，能够切实保障公众的生命健康、社会的安全稳定以及人类的长远利益，促进生物科技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对生物科技领域中的待犯罪化行为及其刑法应防进行探讨，成为当前法学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生物科技犯罪及相关法律规制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颇丰。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生物科技犯罪进行了剖析，涵盖了犯罪学、刑法学、伦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在犯罪学领域，着重研究生物科技犯罪的成因、特点和发展趋势。有学者指出，生物科技的快速发展与监管的相对滞后是导致生物科技犯罪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生物科技的不断创新，犯罪手段也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这给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带来了巨大挑战。在刑法学方面，重点探讨生物科技犯罪的刑事责任和法律规制。部分学者主张通过完善立法，明确生物科技犯罪的构成要件和刑罚幅度，以增强刑法的威慑力。还有学者从比较法的视角，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物科技犯罪法律规制进行了对比分析，为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伦理学领域，主要关注生物科技发展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以及如何在法律规制中融入伦理考量。例如，对于基因编辑等前沿生物技术的应用，伦理学界就其是否符合人类的道德准则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国内，随着生物科技的迅速发展和生物科技犯罪的逐渐增多，相关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近年来，国内学者在生物科技犯罪的刑事规制、法律监管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刑事规制方面，围绕生物科技犯罪的入罪标准、罪名设置、刑罚配置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有学者认为，应根据生物科技犯罪的特点，合理扩大刑法的干预范围，增设相关罪名，以实现对生物科技犯罪的有效打击。同时，也有学者强调在加强刑事规制的过程中，要充分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避免过度干预生物科技的发展。在法律监管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完善生物科技行业的监管体制，加强对生物科技研发、应用等环节的监管力度。一些学者提出，应建立健全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作配合，提高监管效率。此外，还有学者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探讨了如何通过加强伦理教育、提高公众意识等方式，构建生物科技风险的社会共治格局。

尽管国内外在生物科技犯罪及相关法律规制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现有研究在对待犯罪化行为的界定和范围上尚未达成共识，不同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生物科技领域中哪些行为应被纳入待犯罪化的范畴存在分歧，这给相关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在刑法预防机制的构建上，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现有研究往往侧重于对个别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