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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行政诉讼质证的规范化

众所周知，证据是裁判的基石，相当于案件的“生命”。不容推翻的案件裁判,依赖于无懈可击的证据支持。因而,被裁判据以信赖的证据,从根本上需要经过多角度地审视、全方位地查考和冷峻苛刻地挑剔过程，这一过程就是质证。

笔者个人就字面理解,证据质证应当包含三种意义：一是质问,即根据现有材料问明隐含的内容;二是质对,即当场对质;三是质疑,即揭示证据材料的谬误以求否定其佐证效力。因此,质证与举证是同一诉讼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分别是诉讼当事人先后互为对抗的诉讼形式，质证尤其是人民法院依法确立认证决心的重要过程。从广义上讲,质证与诉讼全程同体同存,但在现代司法程序中,仅以庭审质证作为诉讼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之一。

本文所称行政诉讼质证是指庭审质证,即行政诉讼开庭审理的过程中,主要由诉讼当事人(实际包括各方诉讼代理人,下同)和人民法院借助采取各种证据方法,就诉讼各方所出示、提供的证据材料采取诘问、辩认、说明、解答等方式，从证据的证明力等问题上对法官建立内心确信产生影响的诉讼阶段。笔者认为,该阶段的法庭运作有必要实现规范化。

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对于庭审质证的活动过程与步骤、方式等均未直接作出系统、充分地规定。就行政诉讼而言,《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与质证相关的规定主要有:“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行政诉讼法》第七条)、“以上证据经法庭审查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未经法庭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解释》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解释》第九十七条)。但是《行政诉讼法》和《解释》都完全没有“开庭审理”的章节设置,更没有关于质证具体实施步骤的规定。《民事诉讼法》对于质证的规定也只有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出示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与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使行政诉讼的庭审质证有了讫今最详细的司法解释,《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了证据应当经过庭审质证才能用于定案的原则。该条第二款与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针对质证中的三种特殊情况，分别规定了在庭前证据交换中无争议的证据无须质证、被告拒不到庭其证据不予采信和涉密或涉及个人隐私的证据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质证的原则。第三十八条至第四十条规定了证据的质证出示、质证的内容、质证的方式与要求等程序和规则，特别是第三十九条规定了质证的核心内容、质证的目的、质证的具体方式。此外,《规定》实际上增列有关专业人员为诉讼参与人,从而扩大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诉讼参与人的范围;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八条还规定了法庭可以组织证人对质，通知有关专业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包括当事人对专业人员询问,或者组织专业人员对质等。从而使行政诉讼庭审质证的具体活动有据可依。

然而,《规定》至今仍未被有效地实施和普遍地遵循,特别是有的法官坚持沿用纠问式审判的不良遗风和证据先入为主的武断恶习,尤其是出于不敢“得罪”地方行政权力的“媚官取宠”心理,从根本上缺乏程序公正的法律意识,仅以庭审为“走过场”,在质证的实际操作中,或者不论当事人有无证据争执而一律泛泛地质证,使庭审过程“马拉松”;或者根据法官个人偏见主观意定地选“证”而“质”,使法庭调查变相地“一言堂”;或者对当事人质证权利的分配“厚此薄彼”,明显袒护被告一方,甚至于法庭调查阶段只有法官“审问”而无当事人相互发问，将职权主义庭审模式发展到了极端。总之,庭审质证活动不能体现诉讼过程的“公平、公正、合理”,法庭审理极其严重地形式化。

质证活动在本质上属于法庭调查，但又是传统庭审的改革与深化。全面规范行政诉讼庭审中的质证，当前仍然是社会关注司法公正的新热点、新聚焦,诉讼理论和诉讼立法的新要求、新实践，行政审判人员的新任务、新课题。

一、行政诉讼质证的特点和质证主体

（一）行政诉讼质证的特点

行政诉讼质证的特点主要是诉讼主体行使质证权利和履行质证义务以及质证对象上的特点。质证权利和质证义务是一部分诉讼权利义务的具体体现。行政诉讼的质证权利是指行政诉讼主体因具有对于诉讼证据、依据的审查权而行使辩认、发问、质疑等权利。这一权利是举证责任的对应和承接，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举证责任,他方当事人和人民法院即由此取得相应的质证权。行政诉讼的质证义务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对于自己提供的证据、依据，以及诉讼参与人因自己出具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