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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经济特区的政策突破

一、深圳经济特区政策突破的历史背景与使命担当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困境与改革诉求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刚刚走出十年动乱的阴霾，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弊端却日益凸显：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企业缺乏自主权；商品价格由政府统一制定，物资匮乏导致“票证经济”盛行（粮票、布票、肉票等多达几十种）；城乡二元结构固化，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城市职工端着“铁饭碗”却效率低下。面对“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的时代之问，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选择一个“试验田”，用实践检验市场经济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方向。

当时的深圳，只是一个毗邻香港的边陲小镇，人口不足30万，GDP仅2.7亿元，街道上满是泥路，建筑多是低矮的砖房。但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与香港隔深圳河相望，香港的市场经济活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资金技术，对深圳而言是近在咫尺的“样本”。更重要的是，深圳作为“边缘地带”，改革的试错成本相对较低——即便探索中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全国大局。于是，深圳成为了邓小平口中“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突破口。

（二）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与政策突破的初始定位

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设立深圳经济特区。中央对深圳的定位十分明确：“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发挥毗邻香港的优势，吸引外资、引进技术，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路。”所谓“特殊政策”，是指深圳可以突破计划经济的常规限制，在投资、税收、价格、外汇等领域先行先试；所谓“灵活措施”，是指深圳拥有一定的立法权和行政自主权，不必事事请示中央。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吴南生回忆，中央领导曾对他说：“深圳的改革，允许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这句话成为深圳干部群众的“尚方宝剑”——他们带着“闯”的勇气、“试”的决心，开始了一场“从0到1”的政策突破。

二、深圳经济特区在核心领域的政策突破实践

（一）市场准入与投资体制的破冰：从“计划审批”到“市场选择”

计划经济时代，所有投资项目都要经过国家计委层层审批，外资更是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渗透”，严禁进入。深圳要发展，首先得打破“外资禁区”。

1980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明确规定：“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在深圳经济特区投资设厂，或者与中国的公司、企业合作经营。”这是中国第一次以立法形式允许外资进入内地。为了吸引外资，深圳还出台了“三资企业”（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优惠政策：外资企业可以享受5年的所得税减免（“两免三减半”），可以自主决定产品的内销与外销比例，甚至可以雇佣外籍管理人员。

但政策落地的阻力远超想象。当时的国家有关部门对“外资进入”仍有疑虑，审批流程依然繁琐：一个外资项目从提交申请到获批，往往需要半年甚至一年。深圳于是“先斩后奏”——成立“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将外资项目审批权收归自己手中，推行“一站式审批”：外资企业只需提交营业执照、投资协议、环保评估等材料，管委会在7个工作日内给出答复。这种“特事特办”的做法，让外资项目审批时间缩短了90%。

最具标志性的是蛇口工业区的实践。1979年，招商局在蛇口划出2.14平方公里土地，成立中国第一个外向型工业区。负责人袁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这在当时被批评为“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但袁庚坚持：“企业要赚钱，就得讲效率。”蛇口工业区的审批流程更“野”：外资企业只要签一份“备忘录”，就可以先开工建设，后续再补手续。这种“边干边补”的方式，吸引了大批外资企业入驻：1980年，蛇口工业区引进第一个外资项目——中瑞合资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仅用6个月就建成投产，当年就实现盈利。

（二）价格体制的市场化转型：从“计划定价”到“市场调节”

市场准入的放开，让更多主体进入了市场，但要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必须打破“价格垄断”。计划经济下，商品价格由国家统一制定，比如大米每斤0.14元、猪肉每斤0.78元，这种“计划价”低于市场成本，导致生产者缺乏积极性，商品供应严重不足。深圳的第一步，是取消票证。

1983年，深圳宣布取消粮票：市民可以用现金购买粮食，价格由市场决定。这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当时北京、上海等城市仍在实行“票证经济”，有人担心“取消粮票会导致粮价暴涨，市民买不起粮食”。但深圳的做法很“聪明”：一方面，从香港进口粮食（香港的大米价格比内地高，但供应充足）；另一方面，鼓励个体粮店开业（当时深圳允许个体工商户经营粮食）。结果，粮食供应不仅没断，价格还慢慢稳定下来：大米价格从初期的每斤0.25元（议价），降到了0.22元（因为供应充足）。到1985年，深圳基本取消了所有票证，成为全国第一个“无票证城市”。

接下来是放开生产资料价格。计划经济下，钢材、水泥、煤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