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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的屯田制度与军粮供应

引言

东汉末年，天下分崩，群雄割据。频繁的战争导致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遍见史书。对于各割据势力而言，能否稳定军粮供应，直接关系到军队的战斗力与政权的存续。在这一背景下，屯田制度作为解决军粮危机的核心手段应运而生。它不仅是一种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更是连接军事需求与社会经济的关键纽带。本文将围绕屯田制度的起源、运作模式及其与军粮供应的互动关系展开论述，揭示这一制度在三国历史进程中的特殊价值。

一、屯田制度的历史背景与动因

（一）战乱对农业经济的摧毁性影响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与诸侯混战，彻底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据史书记载，中原地区的人口在数十年间减少了十之七八，许多郡县”户口减耗，十裁一在”。大量劳动力死于战乱或流离失所，导致大量农田无人耕种，原本肥沃的中原腹地沦为”荆棘盈路”的荒野。传统的田赋制度以”按亩收租、按丁征赋”为基础，但当大量土地抛荒、人口逃亡时，官府既无法统计可耕土地，也难以征收到足够的粮食与赋税。以袁绍占据的河北地区为例，其军队一度”仰食桑椹”；袁术的淮南驻军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剧。这种状况下，单纯依赖传统农业赋税已无法满足军队的基本需求。

（二）军粮短缺对军事行动的直接制约

军粮供应是古代战争的生命线。三国时期的战役规模虽不及后世，但一支数万人的军队每月消耗的粮食量已十分惊人。例如曹操与袁绍的官渡之战，双方投入兵力合计超过二十万，每日需消耗粮食数十万斤。然而战乱导致的粮食减产，使得军粮获取途径变得极为脆弱：要么依靠强行征调民粮，导致”民人相食，州里萧条”；要么通过劫掠敌区，但这种方式不仅破坏自身声誉，还可能引发百姓反抗。更关键的是，缺乏稳定粮源的军队难以维持长期作战，往往”未战而军自溃”。如吕布集团因粮尽被迫退出兖州，公孙瓒困守易京时因粮绝而败亡，都深刻反映了军粮短缺对军事力量的致命打击。

（三）屯田制度的思想渊源与现实选择

屯田并非三国首创，其雏形可追溯至西汉的边疆屯垦。汉武帝为解决对匈奴作战的粮草运输难题，曾在河西走廊组织士兵开垦荒地，“屯田殖谷，以给军粮”。这种”以兵为农、兵农合一”的模式，为三国时期提供了重要借鉴。但与西汉的边疆屯田不同，三国屯田的核心区域是战乱后的中原腹地，其目的也从”戍边”转变为”养兵”。曹操在《置屯田令》中明确指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这表明，统治者已深刻认识到：只有通过组织劳动力（无论是士兵还是流民）重新开垦土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军粮问题。

二、屯田制度的运作模式与管理体系

（一）民屯与军屯的双重架构

三国屯田制度主要分为民屯与军屯两类，二者在劳动力构成、管理方式与产品分配上各有特点，但最终目标都是服务于军粮供应。

民屯的主体是招募或强制迁移的流民。东汉末年，大量百姓因战乱失去土地，成为”流民”。这些人无家可归却具备农业生产经验，是屯田的理想劳动力。官府将他们组织起来，按军事编制划分，每50人为一屯，设置”屯司马”管理。民屯的土地由官府提供（多为无主荒地或官田），农具、耕牛也由官府借贷。收获后，屯田客需将部分粮食上缴：使用官牛者，上缴收获的六成；自备耕牛者，上缴五成。这种”分田之术”既保证了官府的粮食收入，也让屯田客保留部分收益，比战乱中”朝不保夕”的处境更具吸引力。

军屯的主体是士兵及其家属。早期军屯多由现役士兵在作战间隙耕种，后期逐渐发展为”且耕且守”的固定模式。例如曹魏的”士家制”规定，士兵家属需随军营居住，参与农业生产；东吴的”作士”制度则要求部分士兵专门从事农业劳动。军屯的管理更接近军队编制，由”度支中郎将”“度支都尉”等军官负责，收获的粮食直接纳入军粮仓库。军屯的优势在于劳动力稳定（士兵受严格军法约束）、土地集中（多选择肥沃且靠近驻军的区域），因此单位产量往往高于民屯。

（二）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体系

为确保屯田制度高效运行，各政权建立了一套独立于传统郡县的管理体系。以曹魏为例，中央设大司农总领全国屯田事务，地方则按规模设置典农中郎将（相当于郡级）、典农校尉（相当于县级）、典农都尉（相当于乡级）等官职。这些官员不隶属于地方郡守，直接向大司农汇报，形成”垂直管理”模式。这种设计避免了地方行政机构的干预，确保屯田事务的专业性。例如，典农系统的官员多由熟悉农业生产的能吏担任，他们的考核标准主要是粮食产量，而非传统的”户口、赋税”指标。

蜀汉与东吴的屯田管理虽不如曹魏系统，但也各有特色。蜀汉因国土狭小、人口有限，屯田重点集中在汉中前线（如诸葛亮北伐时在斜谷设立的屯田点），由丞相府直接调度；东吴则利用长江流域水网密布的特点，在毗陵（今江苏常州）、庐江（今安徽六安）等地大规模屯田，由”典农都尉”与地方将领协同管理。

（三）配套措施的协同保障

屯田制度的成功离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