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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钱罪认定及案例

一、洗钱罪的法律基础与立法沿革

洗钱行为如同经济领域的“下水道”，将非法资金的“污浊”伪装成合法财产的“清水”，不仅破坏金融秩序，更助长上游犯罪的滋生。我国对洗钱罪的规制，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从单一到系统的立法演进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对犯罪形态变化的回应，也是法治建设进步的体现。

（一）我国洗钱罪的立法演进

我国对洗钱行为的刑事规制最早可追溯至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彼时，刑法第191条首次明确“洗钱罪”的罪名，将其定义为为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七类“上游犯罪”提供资金账户、协助转移资金等行为。这一规定填补了我国经济犯罪立法的空白，但受限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上游犯罪范围较窄，行为方式的描述也较为原则。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加速，洗钱手段不断翻新，立法机关先后通过刑法修正案对洗钱罪进行完善。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将恐怖活动犯罪纳入上游犯罪范围，回应了国际反恐合作的需求；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进一步扩大上游犯罪至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使上游犯罪类型增至七大类；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则调整了刑罚结构，删除“明知”的表述（实际仍保留主观要件），增加“自洗钱”入罪条款，即上游犯罪行为人自己实施洗钱行为也可单独构成洗钱罪，彻底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本犯不罚”争议。

（二）现行法律框架下的核心依据

当前，洗钱罪的法律适用以《刑法》第191条为核心，同时结合司法解释与规范性文件。根据《刑法》第191条规定，洗钱罪是指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以下简称“七类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实施提供资金账户、协助转换财产形式、通过转账或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等行为。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洗钱解释》）进一步明确了“明知”的认定标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范围，以及与其他关联罪名的界限，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可操作的指引。例如，该解释规定，“明知”可以通过行为人的认知能力、接触资金的方式、交易习惯等客观事实综合推定，无需行为人明确承认“知道是赃款”。

二、洗钱罪的认定标准与构成要件

准确认定洗钱罪，需从犯罪构成四要件入手，同时结合法律对“掩饰、隐瞒”目的的特殊要求。只有全面把握各要件的内涵与关联，才能避免“错判”或“漏判”，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一）犯罪客体：复杂客体的双重侵害

洗钱罪的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也包括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的追究活动。一方面，洗钱行为通过金融机构或其他渠道转移资金，干扰了金融机构对资金流向的正常监管，破坏了金融市场的诚信基础；另一方面，洗钱行为掩盖了赃款的真实来源，使得司法机关难以追踪、追缴犯罪所得，阻碍了对上游犯罪的打击。例如，将贩毒所得通过银行账户层层转账，既让银行无法识别异常交易，也让警方难以通过资金链锁定毒贩。

（二）客观方面：法定行为方式的具体表现

根据《刑法》第191条，洗钱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为五种法定方式：

提供资金账户：包括将自己的银行账户、支付账户提供给上游犯罪行为人使用，或为其开立新账户。例如，张某明知李某的资金来自诈骗，仍将自己的5张银行卡借给李某转账，即属于此类。

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如将走私所得的房产变卖为现金，或将贪污所得的贵重物品兑换成股票。

通过转账或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利用银行转账、第三方支付平台（如移动支付工具）等方式，使资金在多个账户间流动，模糊来源。

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通过地下钱庄、虚假贸易等方式，将境内赃款转移至境外账户，逃避监管。

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这是兜底条款，涵盖新型洗钱手段，如利用虚拟货币交易、艺术品拍卖、跨境投资等方式“洗白”资金。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行为必须具有“掩饰、隐瞒”的目的，即通过一系列操作使资金表面上“合法化”。若仅为单纯转移资金（如上游犯罪行为人自己将赃款从A账户转至B账户），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前可能不构成本罪，但修正案实施后“自洗钱”已被明确入罪。

（三）犯罪主体：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的界定

洗钱罪的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自然人需年满16周岁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单位则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值得关注的是“上游犯罪本犯”是否构成本罪的问题。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前，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普遍认为，上游犯罪行为人实施洗钱行为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仅以上游犯罪定罪处罚。但修正案十一删除了原条文中“协助”的表述，明确上游犯罪行为人自己实施洗钱行为（即“自洗钱”）也可单独构成洗钱罪。例如，毒贩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