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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官调查证据权的跨法域审视与本土建构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动因

在刑事司法体系里，刑事法官的调查证据权占据着核心地位，其行使的恰当与否直接关乎司法公正的实现以及诉讼效率的高低。刑事诉讼的核心目标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准确适用法律，进而对犯罪行为作出公正裁决。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依据，其收集、审查与判断对案件走向起着决定性作用。法官调查证据权的存在，能够有效弥补控辩双方在证据收集能力上的失衡，特别是在一些辩方取证困难的案件中，该权力的合理运用有助于发现被忽视或隐藏的证据，避免因证据缺失导致的误判。

在一些涉及弱势群体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可能因经济困难、法律知识匮乏等原因，难以充分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此时，法官依据职权进行证据调查，就可能挖掘出关键证据，为公正审判提供有力支撑。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案件的复杂性与日俱增，新型犯罪不断涌现，案件事实愈发扑朔迷离。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控辩双方的证据展示，可能无法全面呈现案件全貌，法官主动调查证据能够从中立的角度出发，对案件事实进行更深入的探究，确保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同时，高效的诉讼进程是现代司法的追求之一，法官合理行使调查证据权，能够避免因证据争议导致的诉讼拖延，使案件得到及时处理，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于刑事法官调查证据权有着不同的理念和规定，相关研究成果颇丰。英美法系秉持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传统观点认为法官应保持消极中立，充当纯粹的仲裁者，庭审主要由控辩双方主导证据调查。然而，随着实践发展，研究发现英美两国刑事法官并非完全消极被动，在特定情形下，如无陪审团参与的审判中，法官有权询问证人、传唤证人出庭，甚至进行“庭外勘验”。大陆法系奉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法官在刑事诉讼中拥有较为积极的调查证据权，在侦查、审判等阶段都能发挥主动调查的作用。德国、法国等国家的法官在证据调查方面权力较大，他们可以依职权主动收集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深入调查。

国内学者对刑事法官调查证据权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一部分学者主张限制法官调查证据权，认为过度赋予法官此项权力可能会破坏控辩平衡，影响法官的中立性，使法官陷入与控方或辩方的对抗之中，进而影响司法公正。他们强调应强化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让庭审回归当事人主导的模式。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考虑到我国的司法现状和诉讼结构，法官调查证据权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在我国，部分案件中辩方取证能力相对较弱，控辩双方力量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法官适度的调查取证能够保障诉讼的公平性，发现案件真实。还有学者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司法实践中法官调查证据权行使的案例分析，指出当前存在调查范围不明确、程序不规范等问题。现有研究虽然在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不同诉讼模式下法官调查证据权的具体运行机制比较、如何在保障法官中立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调查证据权的作用等方面，仍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1.3研究价值与实践意义

从理论价值来看，深入研究刑事法官调查证据权，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刑事诉讼法学理论。通过对不同法系、不同国家法官调查证据权的比较分析，可以进一步明晰该权力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性质和功能，为构建科学合理的刑事诉讼理论体系提供有力支撑。研究法官调查证据权与控辩双方证明责任、诉讼模式之间的关系，能够拓展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视野，推动相关理论的深入发展。在实践意义方面，首先，有助于完善刑事诉讼制度。明确法官调查证据权的行使范围、程序和规则，可以填补法律规定的空白或模糊地带，使刑事诉讼制度更加健全，提高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其次，能够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处于弱势地位，法官合理行使调查证据权可以帮助当事人获取关键证据，确保其在诉讼过程中得到公平对待，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最后，对于提升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作用。公正、高效的司法裁判是司法公信力的基石，法官通过恰当行使调查证据权，能够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作出公正的裁判，增强公众对司法的信任，维护司法权威。

1.4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以下研究方法：一是比较分析法，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以及我国刑事法官调查证据权的相关规定和实践进行比较，分析不同模式下该权力的特点、优势与不足，从而为我国提供有益的借鉴。通过对比英美法系中法官在不同审判场景下的证据调查权限，以及大陆法系中法官积极调查证据的模式，找出与我国司法实践相契合的经验。二是案例分析法，选取典型的刑事案例，深入剖析法官在案件中调查证据权的行使情况，包括权力的启动、调查过程、证据采信等环节，从实际案例中发现问题、总结规律，为理论研究提供实践依据。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能够直观地展现法官调查证据权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状态和存在的问题。三是文献研究法，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