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崛起.docxVIP

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崛起

引言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从“封建”向“帝国”转型的关键阶段：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旧的贵族秩序土崩瓦解，新的社会力量伺机勃兴。在这场变革中，原本处于贵族体系边缘的“士”，从“依附于卿大夫的家臣”“执戈从战的甲士”，逐渐成长为“左右诸侯决策的谋臣”“开创思想学派的智者”“主导变法革新的核心”。他们以知识为剑、以思想为盾，用智慧改写了自己的命运，也塑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底色。士阶层的崛起，不仅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的标志性事件，更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士大夫”文化的精神基因——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到“士志于道”的担当，都能在春秋战国的士人中找到源头。

一、士阶层的起源：从贵族边缘到文化中介

要理解士的崛起，首先需要回到他们的起点——西周时期的“士”究竟是什么样的群体？

（一）西周体制下的士：贵族体系的“末节”与“纽带”

西周实行“分封制+宗法制”的双层结构，社会等级严格划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平民-奴隶”六级。士是贵族体系的最低一层，也是连接贵族与平民的“中间纽带”。

从出身看，士多为诸侯或卿大夫的“庶子”（非嫡长子）。按照宗法制，只有嫡长子能继承父亲的爵位与封地，庶子则降一级成为士——比如诸侯的庶子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庶子为士。因此，士虽属贵族，却无独立封地，只能从上级贵族处获得“禄田”（固定的土地收入）作为生活保障。

从职责看，士的使命有二：一是军事服务，二是政务辅助。西周军事以“战车”为核心，每辆战车配3名“甲士”（即士），负责驾车、射箭与近战；此外，士需担任卿大夫的“家臣”，管理采邑内的土地、赋税与民事纠纷，是贵族治理地方的“具体执行者”。

从教育看，士是西周少数能接受系统教育的群体。西周“学在官府”，贵族子弟需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礼”是祭祀、朝会的礼仪规范，“乐”是配合礼仪的音乐舞蹈，“射”“御”是军事技能，“书”“数”是文字与算术。这些技能不仅是士履行职责的工具，更成为他们日后“游走诸侯”的核心资本——比如“射”能帮他们成为将领，“书”能帮他们成为文书，“礼”能帮他们成为外交家。

此时的士，虽有贵族身份，却无独立权力，更像“贵族体系的螺丝钉”：他们依附于上级贵族，命运随主家兴衰而起伏——若卿大夫失势，士的禄田会被收回，甚至沦为平民。

（二）春秋初期的士：身份松动与“才能优先”的萌芽

春秋以降，周王室权威衰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旧的贵族体系开始松动。士的身份与职责，也随之发生微妙变化：

一方面，贵族没落催生“新士”。诸侯争霸中，许多贵族因战争、政变失去封地（如晋国“三郤”被灭、鲁国“三桓”专权），其子孙降为士；另一方面，诸侯需求倒逼“士的转型”——诸侯要争霸，需要的是“能打仗、会理财、懂外交”的实用人才，而非“只会背礼仪”的传统士。

最典型的例子是管仲：他本是齐国的“下士”（出身平民），却因精通商业、军事与外交，被齐桓公拜为“相”，主持“尊王攘夷”改革——推行“相地而衰征”（按土地质量收税）、“士农工商四民分业”，使齐国成为春秋首霸。管仲的成功，标志着士的价值标准已从“出身”转向“才能”——只要有一技之长，即便出身平民，也能跻身权力核心。

二、士阶层崛起的时代动因：礼崩乐坏与社会需求的裂变

士的崛起绝非偶然，而是春秋战国“经济-政治-文化”三重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分封制崩溃：从“固定依附”到“自由流动”

分封制的核心是“土地与人口的层层分封”，但春秋以降，诸侯势力膨胀，周王室无法控制“诸侯僭越”（如楚庄王“问鼎中原”），更无法阻止“卿大夫篡权”（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旧的贵族体系土崩瓦解，给士带来两个关键改变：

其一，士的“依附对象”从“固定”变“自由”。原本士只能依附父祖所属的贵族，如今可选择“投靠任何有实力的诸侯/卿大夫”——比如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等“战国四公子”，各养数千士，这些士来自各国、各阶层，仅需“为主家效力”即可获得禄田与地位。

其二，士的“生存方式”从“禄田”变“俸禄”。随着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合法化），贵族不再以“土地”为报酬，而是以“粮食/货币”支付俸禄——士从“靠土地吃饭”变成“靠本事吃饭”，独立性大幅提升。比如商鞅在秦国任“左庶长”，俸禄是“十万石粟”；张仪在秦国任“相”，俸禄是“五座城邑的租税”。

（二）礼崩乐坏：从“守礼”到“用术”的价值转向

西周的“礼”是维护等级的“硬规则”——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士用三鼎，不可僭越。但春秋以降，“礼崩乐坏”成为常态：鲁国季孙氏用“八佾”（天子规格的舞蹈），晋国卿大夫用“九鼎”，甚至士也开始穿“大夫的衣服”。

“礼崩乐坏”的本质，是社会需求的根本性转变：诸侯要的是“富国强兵”，而非“遵守礼仪”；要的是“能解决问题的人”，而非“能背诵礼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