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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的“范进中举”讽刺意义

引言

《儒林外史》作为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以“秉持公心，指擿时弊”的笔触，勾勒出封建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众生相。其中“范进中举”一节，堪称全书最具典型性的讽刺篇章。年过五旬的老童生范进，在经历二十余次科举落第后，终于中得举人，却因喜极而疯；中举前后，其丈人胡屠户从“现世宝”的辱骂到“文曲星”的恭维，邻居从冷漠旁观到殷勤帮扶，乡绅从素不相识到送房送银……这一系列荒诞剧般的情节，如同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将封建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对世风的毒化、对社会价值的异化，层层剖开呈现在读者面前。本文将从个体精神悲剧、群体世相百态、制度根本弊端三个维度，深入剖析“范进中举”的讽刺内核。

一、个体精神的撕裂：范进悲剧的微观解剖

（一）被科举规训的“考试机器”：精神世界的空心化

范进的一生，是被科举制度彻底规训的一生。从二十岁开始应考，到五十四岁中秀才，再到五十四岁之后中举人，三十余载光阴全部消耗在“读八股、考功名”的循环中。他的知识结构完全围绕科举展开——除了四书五经的片言只语和应试技巧，对农桑工商、人情世故几乎一无所知。书中提到，范进中秀才后，母亲“饿的两眼都看不见”，他却只知拿着丈人给的钱去买乡试的卷子；中举前家中断粮，他还在琢磨“宗师说我火候已到”的评语。这种对科举的病态执着，使得他的精神世界逐渐萎缩成一个狭窄的“考试空间”，丧失了作为独立个体的情感体验与生活能力。

更值得深思的是，范进对科举的“热爱”并非出于对知识的追求，而是长期被社会价值体系规训的结果。在他生活的环境里，“中举”是唯一的“正途”：考不取功名就是“没用的人”，中了功名才能“光宗耀祖”。这种单一的价值导向，让他彻底丧失了对自我生命意义的思考。当他终于中举时，第一反应不是喜悦，而是“噫！好了！我中了！”——这声呐喊，与其说是对成功的欢呼，不如说是对“终于挣脱底层困境”的解脱式癫狂。他的精神世界早已被科举制度异化为一具“考试机器”，所谓的“理想”不过是制度强加给他的生存目标。

（二）从“人”到“鬼”的身份畸变：尊严的彻底崩塌

中举前的范进，在周围人眼中连“人”都算不上。丈人胡屠户骂他“尖嘴猴腮”“穷鬼”，甚至在他中秀才后仍当众啐他：“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邻居对他的态度则是冷漠的旁观——家中断粮数日无人接济，母亲饿到“眼睛都看不见”也无人过问。这种长期的人格践踏，让范进形成了极度自卑与自我矮化的心理。他对胡屠户的辱骂“唯唯连声”，对邻居的冷漠逆来顺受，甚至在向丈人借盘缠被骂“癞虾蟆想天鹅肉”时，也只是“摸门不着”地退缩。

而中举后的范进，却被瞬间“神化”为“天上的文曲星”。胡屠户打他耳光时“手早颤起来”，打完后“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甚至觉得“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邻居们争着送米送鸡，拿鸡蛋酒肉来贺喜；素未谋面的张乡绅更是“手里拿着一副大红全帖”，称“世先生同在桑梓，一向有失亲近”，接着送银五十两、房屋一所。这种从“鬼”到“神”的身份突变，彻底暴露了范进个体尊严的虚无——他的价值从未由“他自己”决定，而是完全依附于科举功名这一外在符号。中举前他是“垃圾”，中举后他是“宝贝”，这种荒诞的反差，正是对“以功名论人格”社会逻辑最辛辣的讽刺。

二、群体世相的荒诞：科举毒瘤的社会扩散

（一）胡屠户：市侩主义的典型标本

胡屠户作为范进的丈人，其态度的前后转变堪称“世态炎凉”的最生动注脚。中举前，他是范进的“精神压迫者”：骂范进“现世宝穷鬼”，嫌他“没用”，甚至在范进中秀才后仍讽刺他“想中举人”是“饿蛤蟆想天鹅屁”；借钱时他“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声称“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中举后，他却变成了范进的“崇拜者”：称范进“贤婿老爷”，夸他“才学又高，品貌又好”，打他耳光时“手早颤起来”，打完后“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甚至觉得自己“这手怎的就不抖了”，最后“千恩万谢，低着头，笑迷迷的去了”。

这种转变的本质，是市侩主义对科举功名的无条件臣服。胡屠户并非真正关心范进的死活，而是将科举功名视为“社会资源的分配凭证”——中举前的范进是“无用的穷酸”，只会消耗他的资源；中举后的范进是“潜在的权力符号”，能给他带来实际利益（比如张乡绅送的银子，范进分给他六两多）。他的市侩，在于将一切人际关系都简化为“利益交换”，而科举功名则是这场交换中最硬的“通货”。这种市侩主义的泛滥，让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变得功利而虚伪，亲情、友情都沦为利益的附庸。

（二）邻居群像：集体无意识的趋炎附势

范进中举前后，邻居们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中举前，范进家中断粮多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