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手即互殴成历史.docxVIP

还手即互殴成历史：新治安管理处罚法为正当防卫“正名”

一、“还手即互殴”的历史之痛：那些无奈的“忍气吞声”与正义的错位

2026年1月1日之前，“被打还手=互殴”曾是许多人心中的“法治阴影”。

上海地铁里，一名男子被陌生人连续扇10个耳光却始终保持沉默——不是不敢反抗，而是怕“还手就成互殴，一起被拘留”；山东淄博的张女士因劝阻醉酒男子刘某，被三次挥拳击中面部，忍无可忍持啤酒瓶反击致对方轻伤，却被公安机关最初认定为“互殴”，处以行政拘留；2020年某餐馆老板娘被醉酒顾客反复殴打，用啤酒瓶自卫却被定性为“互殴”……这些真实案例的背后，是过去治安执法中“各打五十大板”的“和稀泥”逻辑：只要双方有肢体冲突，不管谁先动手、谁是受害者，一律以“互殴”论处。

这种处理方式的核心矛盾，在于原《治安管理处罚法》未明确规定“正当防卫”，导致部分执法机关模糊了“加害者”与“防卫者”的界限。“谁受伤谁有理”“谁先动手不重要，只要还手就担责”的扭曲认知，不仅让受害者寒心，更在无形中纵容了不法侵害者的嚣张——只要先动手，哪怕对方反击也能拉其“下水”。当“忍气吞声”成为受害者的“最优选择”，社会的正义感正在被悄悄消解。

二、新法破局：正当防卫入法，为防卫权划清“楚河汉界”

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以第19条的明确规定终结了这一历史：“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行为，造成损害的，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不受处罚；制止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较大损害的，依法给予处罚，但是应当减轻处罚；情节较轻的，不予处罚。”

这一条款的背后，是立法对“正当防卫”的三重明确：

一是“定性之变”：防卫不再是“违法”，而是“合法”。新法首次在治安管理领域将正当防卫确立为“违法阻却事由”——只要是为了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还手行为就不再被简单归为“互殴”。比如张女士的案例，若发生在新法施行后，其反击行为会被直接认定为“制止不法侵害”，无需承担治安责任。

二是“限度之明”：防卫不能“过度”，但也不能“唯结果论”。新法明确了“合理限度”的判断标准：需结合“侵害强度、防卫手段、现场环境”综合考量——面对徒手攻击时用刀具反击可能“过当”，但面对持械行凶时用棍棒自卫则属“正当”。这改变了过去“只要防卫造成损害就担责”的“唯结果论”，让防卫限度的认定更贴合实际场景。

三是“举证之转”：执法机关需“证伪”防卫合法性。新法要求，若公安机关认为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必须承担举证责任——如果无法证明，就应推定防卫成立。这一规则倒逼执法机关放弃“和稀泥”思维，必须通过全程录音录像、充分调查取证来还原事实，避免因证据不足错误认定“互殴”。

三、从“和稀泥”到“明是非”：执法理念的根本转变

新法的意义，不仅是条文的修改，更是执法逻辑的重塑。过去部分执法机关为了“快速结案”，倾向于“各打五十大板”，但新法施行后，“明辨是非”成为必经流程：

取证更严谨：公安机关处理防卫案件时，必须对“侵害是否正在进行”“防卫手段是否合理”“现场环境是否紧急”等关键事实进行全面调查，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确保每一步执法都“可回溯、可监督”；

定性更精准：不再以“谁先动手”“谁受伤重”作为唯一标准，而是聚焦“因果关系”——若一方是“被动防卫”，另一方是“主动侵害”，则前者的行为不属违法；

导向更鲜明：传递“法不向不法让步”的信号——不法侵害者不能以“对方还手”为由逃避责任，受害者也无需因“担心担责”而放弃防卫。

四、法向正义倾斜：公众的防卫底气回来了

新法施行的第一天，上海地铁的“沉默被扇”案例被重新讨论：若受害者在新法下选择还手，只要防卫行为未超过必要限度，就不会被认定为“互殴”。这一变化，让许多人感慨“终于敢还手了”。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社会正义感的重塑。当“该出手时敢出手”不再是“法律风险”，当“制止不法侵害”成为“合法权利”，公众对法治的信任会更坚实——比如，面对公共场合的骚扰、霸凌，更多人会愿意站出来制止，而不是选择“事不关己”；比如，商家面对醉酒顾客的无端殴打，不必再担心“自卫会被拘留”，而是可以依法保护自己和员工。

结语：从“历史”到“现在”，法治为正义撑腰

“还手即互殴”成为历史，不是法律的“迁就”，而是法治的“回归”——它纠正了过去“模糊是非”的执法偏差，让法律站在“正义一边”。正如新法规的立法初衷：“让公民在遭受不法侵害时，能有‘防卫的底气’；让不法侵害者，能有‘违法的敬畏’。”

当法治为正当防卫“正名”，当“互殴”的标签不再贴向受害者，社会的公平正义，才真正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走进每一个人的生活。这，就是新法最朴素的价值——让正义，不再迟到；让防卫，不再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