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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丽丽：不是我勇敢是我必须站起来

一、2025年末的“破冰证书”：职场精神创伤首次入列工伤保障

2025年12月的天津，寒风裹着碎雪扑打在窗沿，崔丽丽的指尖抚过桌上两本红色证书——《职工工伤伤残证》封皮上的国徽泛着暖光，《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里的字迹格外清晰：“2023年9月23日创伤性事件致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十级。”

这是中国工伤保险制度的“从0到1”：职场性侵引发的精神创伤，首次以“工伤伤残”的形式被纳入社会保障范畴。对崔丽丽而言，这不是“胜利的勋章”，是“被看见的证明”——那些深夜里的惊恐发作、对密闭空间的本能恐惧、不敢再穿白衬衫的心理障碍，终于不再是“无凭无据的矫情”，而是“需要被保障的工伤损害”。

时间回拨到2023年9月23日，时任天津某企业营销总监的崔丽丽随总经理王某赴外地谈项目。深夜，王某以“讨论方案”为由闯入她的酒店房间，实施性侵。事后，崔丽丽被诊断为PTSD：她开始失眠，听见门响就会发抖，甚至在地铁上突然崩溃大哭——“我像被关在一个玻璃笼子里，外面的人都在笑，我却喊不出来。”更寒心的是，公司以“连续旷工3天”为由解除了她的劳动合同，理由是“无法胜任工作”。

从2023年到2025年，崔丽丽的维权路踩过无数“制度空白”：2024年12月，她拿到《工伤认定决定书》，法院突破性解释《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将“因公外出的休息场所”认定为“工作场所的延伸”，将“精神伤害”明确纳入“工伤范畴”；2025年12月的伤残鉴定，又以《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14）为依据，将“情绪不稳、焦虑惊恐、内感性不适”等PTSD症状，量化为“劳动功能障碍十级”。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胜利，是所有职场受害者的‘被看见’。”崔丽丽说，拿到证书那天，她给远在老家的母亲打了个电话，母亲在那头哭：“你终于不用再‘证明’自己受了伤。”

二、“2000万和解费”真相：不是敲诈，是“拒绝合理化伤害”

崔丽丽的维权路上，最受争议的“2000万和解费”，其实是她“堵死私了路”的“战术”。

2023年事发后，王某曾通过公司HR传话：“给你200万，写份谅解书，这事就过去了。”他强调自己“刚买了学区房，女儿在美国读高中，拿不出更多”。但崔丽丽清楚，“私了”不是解决问题，是让伤害“变成一件可以用金钱交易的事”——她提出“2000万”的条件，不是想要钱，是想让王某知难而退：“我就是要告诉他，有些错，钱赔不起；有些伤害，道歉没用。”

没想到，王某转而反咬：“她主动勾引我，是想敲诈我！”关键时刻，隔壁房客的一段“意外录像”成为铁证——这位房客因“听到激烈争吵”而顺手拍下视频，画面里崔丽丽的反抗、呼救，以及王某的威胁，都被清晰记录。2024年，王某因强奸罪被判有期徒刑四年，这是崔丽丽拿到的第一个“正义结果”，却不是终点。

网暴随之而来：有人在社交媒体上骂她“穿案发时的白衬衫出庭是炒作”，有人私信她“想靠受害者身份捞钱”，甚至有匿名电话威胁“再闹就让你全家不得安宁”。崔丽丽说，那段时间她的PTSD发作得更频繁：“有次在超市买东西，突然闻到旁边人身上的香水味——和王某那天用的一样，我当场就蹲在地上哭，周围的人都像看怪物一样看我。”

但她从没想过放弃：“如果我妥协了，就等于告诉所有人，‘职场性侵是可以被掩盖的’‘受害者是应该沉默的’。我不是勇敢，是必须站起来——我要为自己讨回公道，也要为下一个受害者‘铺条路’。”

三、“必须站起来”的底层逻辑：不是选择，是“生存本能”

“不是我勇敢，是我必须站起来。”这是崔丽丽接受采访时最常说的话，也是她维权的“底层动力”。

在她看来，“勇敢”是一种“主动选择”，而她的“站起来”是“别无选择”——她要让公司为“放任伤害”负责：公司明明知道王某“经常对女下属动手动脚”，却从未采取任何措施；她要让法律为“职场安全”划清边界：“职场不是老板的‘私人领地’，出差不是‘默许伤害’的理由；她更要让自己“活成一个人”：“如果我因为这件事就垮了，那我就真的‘被伤害’了——我要证明，我还是崔丽丽，不是‘被性侵的女人’。”

2024年12月工伤认定后，崔丽丽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10余万元。仲裁委支持了她的诉求，但公司不服，向法院起诉。2025年9月，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因需等待伤残鉴定结果，庭审中止。如今鉴定结论已出，崔丽丽说：“我会把结果交给法官，继续争取我的权益——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劳动合同’背后的‘职场尊严’。”

她的坚持，也成了其他受害者的“光”。在崔丽丽的短视频账号里，常有网友留言：“我也遭遇了职场性侵，不敢告诉家人，不敢报警，看了你的故事，我想试试站出来。”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