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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在我心中活动方案20XX年

宪法在我心中

——尊重法律、相信法律，让法律铺撒大地

宪法是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大法，宪法是母法，就像一个家庭里的母亲一样，在众多的法律部门中，她代表的是圣神，是权威。宪法很薄，但也很沉。宪法精神的内在价值是以人为本，而一个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以人为本，她赋予了人民权利，切实保障着每一个公民的利益。而其他具体的部门法，都在其各自的领域指导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这些法律对于建设一个法制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法律是神圣的，庄严的，不容许有任何纰漏。法律的出台必须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过，需要经过无数专家的讨论，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记得在2004年8月，也就是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形成物权法草案修改稿的同时，北京大学法学院巩献田教授交给全国人大的一封“物权法涉嫌违宪”的公开信，一石击起千层浪，引起了当时法律界的争论，有些人对他表示支持，有些人则认为他是在哗众取宠，事件最终结果是：物权法在经过了十几次修改后，并在其中内容——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得侵犯前特别强调了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再经过数次讨论后才勉强出台。这个事件一方面体现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在规范其他法律制定以及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了我们所遵守的法律在其制定过程中的严谨，其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随着新中国的发展，我们法律体系也越发健全，人民的生活可以在一个有法律保障的环境下进行，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保

护、食品安全都有法可依，人们的衣食住行得到切实的保护。

纵观历史，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从人治向法治进阶的过程。所谓人治，是指在封建社会依靠个人的作用来实行政治统治，它的弊端不言而喻，遇到圣贤的君主国家还能勉强维持，反之，人民的生活将水深火热，国家的发展也将停滞不前。江泽民总书记说过：我们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正是说明一个社会的法制化的重要性。

在我国历史上人们并不重视用法来保护自身权利，中国人历来不愿意打官司，认为上法庭打官司是丑事。在古代从事法律工作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状师，在当时却被人称为“讼棍”，他们被认为是靠耍嘴皮子混饭吃，因此是不被尊重的。尽管如此，在古代也有推广法律比较成功的——说起明朝的律法，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大明律》，但是在那时候还有一部比较出名的律法——“明大诰”，它是明朝初期朱元璋在位时的一种特别的刑事法规。朱元璋为了从重处理犯罪特别是官吏犯罪，就将自己亲自审理的案件加以汇总，再加上就案而发的言论，合成一种训诫天下臣民并要求必须严格遵守的刑事特别法。简而言之，就是记录着各种案例的判例法。大诰在中国历史上是普及最广泛的一种法律，基本每一家都要有一本。当时老百姓犯了法，并不是直接送去关押，而是由衙役押送到家中，查看这户人家是否有“明大诰”，有的话罪刑可以减轻一等处罚。因此在当时，各家各户都留有一本明大诰，它像家里的族谱一样重要。而明大诰的内容由于都是一个个案例，读起来像一个个的小故事，所以在当时人们闲来无事，

就翻看明大诰，无形中律法的宣传作用就体现出来了，这对通过学习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如今，从1985年的“一五”普法发展到如今的“六五”普法已经有近30年了。普法工作从对全体公民法律知识的启蒙教育到学法用法的结合再到提出依法治国战略，让广大群众逐步的知法、懂法、守法。普法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已不仅仅局限在开会学习，更有法制文化下乡巡演、法律知识竞赛有奖问答、普法有奖征文、直接街头的法律咨询等等一些更让人喜闻乐见的、更能为群众所接受的方式。普法工作能让人民群众从生活点滴去了解法律，遵守法律，更好地使用法律。

当前我们的司法工作虽然在不断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比如佘祥林案：1994年1月2日，佘妻张在玉因患精神病走失，张的家人怀疑张在玉被丈夫杀害。同年4月28日，佘祥林因涉嫌杀人被批捕，后经XX县区人民法院和XX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1998年9月22日，佘祥林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2005年3月28日，佘妻张在玉突然从山东回到京山。4月13日，XX县区人民法院经重新开庭审理，宣判佘祥林无罪。2005年9月2日佘祥林领取70余万元国家赔偿。还比如赵作海案：1999年因同村赵振晌失踪后发现一具无头尸体而被拘留，2002年XX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赵作海死刑，缓刑2年。2010年4月30日，“被害人”赵振晌回到村中，2010年5月9日，XX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宣告赵作海无罪。在这些案件审理过程中都出现了“刑讯逼供”的问题。同时，相对于刑事案件，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