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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涉外电子商务案件管辖权制度：困境、借鉴与完善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商务已从一种新兴商业模式逐步演变为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国际贸易领域更是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势头极为强劲，其中涉外电子商务的增长态势尤为显著。据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4》显示，2024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达1.22万亿元，同比增长10.5%，2018-2023年，规模从约1万亿元增长至约2.4万亿元，已然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新动能与转型升级的新赛道。

在涉外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同时，各类纠纷也随之而来，涉外电子商务案件数量不断攀升。杭州互联网法院跨境贸易法庭发布的《杭州互联网法院跨境贸易法庭服务和保障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白皮书》显示，2020年其审理的跨境电商类案件受案量大幅增长，案件数量超100件，增幅超40%，其中网络服务类合同纠纷和买卖合同纠纷占比最大，分别占45%和40%。另外，通过天猫国际、全球购、网易考拉、小红书等专门从事进口产品销售的平台购买进口产品引发的纠纷案件增长也较为迅速。

涉外电子商务案件具有鲜明的特点，由于交易主体、交易行为以及交易数据往往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使得案件天然具有跨国、跨境和跨文化的特性。这种复杂性导致在处理涉外电子商务案件时，管辖权问题变得极为棘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司法实践以及文化背景存在显著差异，对管辖权的认定标准和适用规则也不尽相同，这就容易引发管辖权冲突。在一些案件中，可能会出现多个国家的法院都主张对同一案件具有管辖权的情况，或者当事人对案件管辖权存在争议，导致案件审理陷入僵局。

管辖权作为司法程序启动的关键前提，对于涉外电子商务案件的公正、高效解决起着决定性作用。明确且合理的管辖权制度，能够确保案件得到妥善处理，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相反，若管辖权制度不完善，不仅会导致当事人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还可能引发国际司法冲突，对我国的国际形象和经济利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深入研究我国涉外电子商务案件的管辖权制度，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和国际惯例，构建一套科学、合理、完善的管辖权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这不仅有助于解决日益增多的涉外电子商务纠纷，促进我国涉外电子商务的健康、稳定发展，还能提升我国在国际电子商务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营造更加有利的法律环境。

1.2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外对涉外电子商务案件管辖权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早，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围绕电子商务对传统管辖权理论的冲击展开了深入探讨。如新主权理论认为，网络空间应形成独特的法律秩序，由网络服务提供商等制定规则并进行管理，政府的管辖权应受到限制；管辖权相对论主张根据网络活动的性质和影响范围来确定管辖权，摒弃传统的地域管辖标准。这些理论为电子商务管辖权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实践中，美国通过一系列判例确立了“长臂管辖权”在电子商务领域的适用规则。在Zippo案中，法院根据被告网站与法院地州的交互程度来判断是否具有管辖权，交互程度高则可行使管辖权。欧盟也通过《布鲁塞尔条例》等立法，对电子商务案件的管辖权作出了规定，强调消费者保护和合同履行地等因素在管辖权确定中的重要性。

国内学界对涉外电子商务案件管辖权制度的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学者们普遍认识到涉外电子商务案件管辖权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有学者从国际私法的角度，分析了传统管辖权规则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的适用困境，提出应结合电子商务的特点，对管辖权规则进行调整和完善。也有学者关注到我国现行法律在涉外电子商务案件管辖权规定方面的不足，如相关法律条文分散、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等，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还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我国法院在处理涉外电子商务案件时的实践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尽管国内外在涉外电子商务案件管辖权制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现有研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如网络空间的法律地位、新管辖权理论的具体适用等，这导致在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标准，容易引发管辖权冲突。对一些新兴的电子商务模式和纠纷类型，如跨境电商平台的责任认定、数据隐私纠纷等，研究还不够深入，无法为实践提供充分的指导。国际间在电子商务管辖权规则的协调方面进展缓慢，各国法律差异较大，难以形成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影响了涉外电子商务纠纷的解决效率。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在研究过程中，将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确保研究的全面性与深入性。文献研究法是基础，通过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的学术著作、期刊论文、法律条文以及国际条约等资料，全面梳理涉外电子商务案件管辖权制度的理论发展脉络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