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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驾驶罪中“追逐竞驶”认定及案例

引言

危险驾驶罪自入刑以来，成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遏制恶性交通违法行为的重要法律武器。在危险驾驶罪的四种法定情形中，“追逐竞驶”因行为的互动性、危险性及认定的复杂性，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与焦点。从城市道路上“飙车党”的相互竞速，到普通车辆间因路怒引发的恶意追赶，这类行为不仅扰乱正常交通秩序，更直接威胁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准确认定“追逐竞驶”，既关系到罪与非罪的边界，也影响着法律对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效果。本文将围绕“追逐竞驶”的法律定位、构成要件、司法难点及典型案例展开分析，以期为实践中的准确适用提供参考。

一、“追逐竞驶”的法律定位与规范依据

（一）危险驾驶罪的立法沿革与体系地位

危险驾驶罪是我国刑法应对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重要制度创新。其立法背景源于近年来因超速、飙车、醉驾等行为引发的恶性交通事故频发，社会公众对“马路杀手”的谴责与日俱增。立法者通过将部分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驾驶行为“犯罪化”，旨在实现从“结果归责”到“危险归责”的转变，即不仅惩罚已造成实害结果的交通肇事行为，更提前规制具有高度危险性的驾驶行为。

在刑法体系中，危险驾驶罪被归入“危害公共安全罪”章节，这一归类明确了其保护的法益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及重大财产安全。与交通肇事罪（过失犯罪，以实害结果为要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犯罪，危险性与放火、爆炸相当）相比，危险驾驶罪是典型的抽象危险犯，只要实施法定行为且达到“情节恶劣”（或“醉酒”等）标准，即推定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无需证明具体实害结果。

（二）“追逐竞驶”的规范表述与司法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构成危险驾驶罪。这一表述包含两个核心要素：一是“追逐竞驶”的行为特征，二是“情节恶劣”的程度要求。与“醉酒驾驶”“从事校车业务或旅客运输严重超载超速”“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等其他三种情形相比，“追逐竞驶”更强调行为的互动性与对抗性——通常表现为两辆或多辆机动车之间的相互追赶、竞速，其危险程度往往因驾驶人间的“竞赛”心理而升级。

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追逐竞驶”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刑事制裁遏制“飙车”“路怒追赶”等行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秩序；另一方面，避免将正常驾驶中的超车、变道等行为错误入罪，保障公民的合法驾驶权利。

二、“追逐竞驶”的构成要件解析

要准确认定“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罪，需从行为主体、主观方面、客观行为及情节要件四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行为主体：一般主体的认定边界

“追逐竞驶”的行为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实践中，主体多为机动车驾驶人，但需注意以下两点：其一，非机动车（如摩托车）驾驶人是否可能成为主体？根据“机动车”的法定定义（以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用于运送物品的轮式车辆），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因此摩托车驾驶人可成为本罪主体；其二，是否要求“双方共同参与”？多数情况下，“追逐竞驶”表现为两辆以上机动车的互动，但单方驾驶中若存在“以其他车辆为目标刻意追赶”的行为（如因路怒追赶前方车辆并频繁变道施压），亦可单独构成“追逐”。

（二）主观方面：故意内容的司法判断

“追逐竞驶”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驾驶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仍希望或放任这种危险状态的持续。此处的“故意”需区别于交通肇事罪的“过失”，关键在于行为人对“危险状态”的认知与态度。

司法实践中，判断主观故意需结合客观行为综合推定。例如：若驾驶人间通过手机通讯（如微信、语音）约定“比谁先到某路口”，或通过鸣笛、闪灯等方式示意“竞赛”，可直接证明主观故意；若双方虽无明确约定，但通过频繁超车、加速、穿插等行为形成“相互刺激”的互动（如一方被超越后立即加速反超，另一方再次追赶），亦可推定存在“竞赛”的主观意图。需注意的是，若行为人因紧急情况（如送医急救）被迫加速行驶，或因操作失误导致车辆间短时间追赶，因缺乏主观故意，不构成“追逐竞驶”。

（三）客观行为：“追逐”与“竞驶”的双重特征

“追逐竞驶”的客观行为需同时具备“追逐”与“竞驶”的特征，或两者紧密关联。

“追逐”主要表现为机动车之间的相互追赶、拦截，例如：甲车超越乙车后，乙车立即加速反超；甲车故意减速阻挡乙车，乙车变道绕行后再次逼近甲车。这种“你来我往”的互动性是“追逐”的核心。

“竞驶”则强调“竞赛性行驶”，即行为人为追求速度优势，实施超速、频繁变道、占用应急车道等违反交通法规的驾驶行为。例如：在限速60km/h的城市道路上以100km/h以上速度行驶，或在车流密集路段连续穿插变道以“超越其他车辆”。

需注意的是，“追逐”与“竞驶”可能交叉重叠。例如，两车为“争道”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