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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礼中“节日礼金”认定及案例

引言

在婚姻家庭纠纷中，彩礼返还问题一直是司法实践的难点。随着社会发展，男女双方在恋爱至谈婚论嫁阶段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其中“节日礼金”作为传统习俗与现代生活的交织产物，常因与彩礼界限模糊引发争议。例如，恋爱期间男方在春节、中秋等节日向女方家庭给付的红包、礼品，分手后是否应认定为彩礼的一部分要求返还？此类问题既涉及对传统习俗的尊重，又需结合法律规定进行价值判断。本文将围绕彩礼中“节日礼金”的认定标准、司法实践难点及典型案例展开分析，为厘清二者界限提供参考。

一、彩礼与“节日礼金”的基础界定

（一）彩礼的法律定位与传统内涵

彩礼是我国传统婚姻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男女双方在缔结婚约过程中，一方（通常为男方或其亲属）按照习俗向另一方（通常为女方或其亲属）给付的财物，包括现金、首饰、车辆等。从法律性质看，彩礼属于附条件的赠与——以双方最终登记结婚为生效条件。若婚姻未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给付方可请求返还。

传统习俗中，彩礼的给付时间多集中在订婚、送日子等关键节点，金额或物品价值通常较高，且具有明确的“缔结婚约”指向性。例如，部分地区流行“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作为订婚彩礼，其象征意义远大于使用价值，目的是通过财物给付确认双方婚姻意向。

（二）“节日礼金”的习俗特征与法律属性

“节日礼金”是指在春节、中秋、端午等传统节日，或双方亲属生日、纪念日等特殊日期，一方为表达祝福、联络感情向另一方给付的财物，常见形式为红包、礼品（如茶叶、烟酒）等。其核心特征在于“礼节性”——给付目的是维护亲属或恋爱关系中的情感联结，而非直接指向婚姻缔结。

从法律属性看，“节日礼金”更接近普通赠与。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若给付时无明确附条件（如“结婚后才给”），且金额符合当地节日往来的一般标准，则应认定为无偿赠与，给付方无权要求返还。

（三）二者的核心区分点

彩礼与“节日礼金”的关键区别在于给付目的和习俗语境。彩礼的给付以“结婚”为根本目的，具有强烈的身份属性和契约色彩；而“节日礼金”的给付目的是“表达心意”，更侧重情感联络。例如，男方在订婚仪式上给付的10万元“聘礼”属于彩礼，而同年春节给女方父母的2000元红包则属于节日礼金。此外，彩礼的金额通常高于当地人均收入水平，且需符合“大额”特征；节日礼金的金额则更贴近日常礼节标准，如多数地区节日红包多为数百元至数千元，与彩礼的“大额”形成对比。

二、“节日礼金”认定的核心标准

（一）时间节点：是否符合传统节日习俗

认定“节日礼金”的首要标准是给付时间是否与传统节日或特殊纪念日高度关联。例如，春节、中秋、端午是我国普遍认可的“节日礼金”给付节点，在此期间的财物往来更易被认定为礼节性赠与。若给付时间为双方订婚、商量婚期等“谈婚论嫁关键期”，则需结合其他因素综合判断。

以某案例为例：男女双方恋爱两年，期间男方每年春节给女方父母2000元红包，中秋送价值1000元的月饼礼盒。法院认为，这些给付发生在传统节日，符合日常礼节，应认定为节日礼金。而双方订婚后男方父母给付的5万元“见面礼”，因发生在婚约成立阶段，最终被认定为彩礼。

（二）给付目的：是否具有“缔结婚约”指向

给付目的是区分二者的关键。若给付时双方已明确谈婚论嫁，且给付行为与“结婚”直接关联（如“这是给未来亲家的心意”），则可能被认定为彩礼；若给付目的仅为“节日祝福”（如“过年了，一点小意思”），则更可能被认定为节日礼金。

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通过双方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判断给付目的。例如，某案件中男方主张节日红包是“为结婚做准备”，但聊天记录显示其仅发送“中秋快乐”字样，未提及婚姻相关内容，法院最终认定为节日礼金。反之，若女方在接收红包时回复“等结婚后一起用”，则可能被视为双方对“结婚”目的的合意，进而影响认定结果。

（三）金额与形式：是否符合当地习俗标准

金额大小与财物形式是重要参考因素。节日礼金的金额通常符合当地“礼尚往来”的一般标准，例如在三线城市，节日红包多为500-2000元，礼品价值不超过3000元；若金额远超这一范围（如一次性给付5万元节日红包），则可能被质疑“以节日为名给付彩礼”。

财物形式方面，节日礼金多为易消耗、低价值的日常用品（如食品、衣物）或小额现金；而彩礼多为高价值物品（如首饰、车辆）或大额现金。例如，男方在春节送女方一部价值8000元的手机，若当地节日赠礼普遍为千元左右，则可能被认定为以节日为名给付的彩礼；若送的是价值500元的茶叶，则更可能被认定为节日礼金。

（四）双方关系：是否处于“谈婚论嫁”阶段

双方关系的亲密程度与发展阶段会影响认定。若双方仅为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