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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与辨思：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起点之探究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在文学史上占据着独特且重要的地位，它宛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大众的生活百态、思想观念以及审美趣味。从早期反映市民阶层的日常琐事与情感纠葛，到后来对社会变革、时代思潮的生动呈现，通俗小说始终紧密贴合着社会的脉搏。它不仅是广大民众茶余饭后的消遣读物，更是记录社会变迁、传承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例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以其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和对社会阶层矛盾的深刻揭示，成为了民国时期社会风貌的生动写照；金庸的武侠小说则构建了一个个充满侠义精神与奇幻色彩的江湖世界，其中蕴含的家国情怀、道德观念等元素，深深影响了几代读者的价值观。

研究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起点，恰似为探索其发展历程找到了一把关键的钥匙。准确界定起点，能够帮助我们清晰地梳理出通俗小说从萌芽到发展、繁荣的脉络，深入理解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规律。这一起点就像是源头的涓涓细流，虽看似渺小，却孕育着后来波澜壮阔的文学江河。通过研究起点，我们可以探究通俗小说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吸收新的元素，如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推动等，从而实现自身的创新与发展。它还有助于我们分析通俗小说与同时期其他文学流派之间的关系，揭示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影响因素。

1.2研究现状与问题

学界对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起点的探讨，犹如百家争鸣，呈现出多种不同的观点。部分学者认为，清末民初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起点，这一时期，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旧的封建秩序逐渐瓦解，新的思想观念开始萌芽。在文学领域，传统的文学形式受到冲击，通俗小说顺应时代潮流，开始展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如《海上花列传》，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清末上海的青楼生活，其独特的方言运用和对人物心理的深入刻画，为后来的通俗小说创作提供了借鉴；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以犀利的批判视角揭示了社会的种种弊端，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也标志着通俗小说开始承担起一定的社会批判功能。

然而，也有学者主张以五四时期作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起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如同一股强劲的春风，吹遍了文学的各个角落，给通俗小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思想内容上，通俗小说开始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更加关注人性、社会现实和个体命运；在艺术形式上，白话文的广泛使用使得通俗小说的语言更加贴近大众，易于理解和接受。例如，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言情小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而是融入了新的爱情观念和社会思考；武侠小说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新的发展，更加注重对侠义精神的阐释和对人性的挖掘。

当前研究中存在着诸多争议和尚未解决的问题。对于不同观点的划分标准不够统一，导致在讨论起点时缺乏明确的衡量尺度。一些研究过于侧重于文学作品本身的形式和内容，而忽视了社会历史背景、文化思潮等外部因素对通俗小说起点的影响。对于通俗小说起点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分析，往往只是从单一的角度进行探讨，难以全面地揭示其本质特征。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论文将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探讨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起点。文献研究法是基础，通过广泛查阅相关的文学作品、历史文献、研究论著等，全面了解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为后续的分析提供丰富的资料支持。文本分析法是关键，对具有代表性的通俗小说文本进行细致解读，从情节设置、人物塑造、语言风格、主题表达等方面入手，剖析其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和变化，从而揭示通俗小说起点的内在特征。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将从社会文化、文学思潮、读者接受等多个维度综合考察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起点。不仅关注通俗小说自身的发展演变，还深入分析社会变革、文化转型以及读者审美需求的变化对其起点的影响。在观点上，试图打破传统的单一划分标准，提出一种更加综合、动态的观点，认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起点并非是一个孤立的时间点，而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多种因素相互作用、逐渐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涵盖了清末民初的孕育和五四时期的变革与确立。

二、中国现代通俗小说起点的不同观点剖析

2.1以《海上花列传》为起点的观点及分析

2.1.1《海上花列传》的独特性

《海上花列传》作为一部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小说，在叙事、语言、题材等方面都展现出了鲜明的独特性。在叙事上，它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穿插藏闪”之法，打破了传统小说线性叙事的模式。故事之间相互交织，如同一张紧密的网，看似松散的情节在作者的巧妙安排下，逐渐勾勒出清末上海社会的全景。例如，书中多条爱情线索并行，王莲生与沈小红、张蕙贞的情感纠葛，陶玉甫与李漱芳的生死离别等，这些故事在不同的章节中交替展开，却又彼此关联，通过人物之间的往来和事件的相互影响，展现出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物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