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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1期pp22-28

西方现代文体学百年发展历程

北京大学 申丹

提要:本文评述西方现代文体学(尤其是英语文体学)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共分四个部分:一、20世纪前半叶:现代文体学的成长期；二、60至70年代:现代文体学的兴盛期；三、80年代:话语文体学的兴起；四、90年代: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蓬勃发展。

关键词:文体学、述评

20世纪前半叶:现代文体学的成长期

西方对文体的研究可上溯到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研究。早在公元100年就出现了德米特里厄斯的《论文体》这样集中探讨文体问题的论著。但在20世纪之前，对文体的讨论一般不外乎主观印象式的评论，而且通常出现在修辞学研究、文学研究或语法分析之中，文体研究没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20世纪初以来，在采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之后，文体分析方摆脱了传统印象直觉式分析的局限，逐渐深入和系统化、科学化。欧洲历史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在20世纪初发展成为较有影响的独立学科，与语言学相结合的文体学也逐渐成为一门具有一定独立地位的交叉学科。西方现代文体学的开创人当推著名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学生巴依(C.Bally，1865—1947)。他借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反思传统修辞学，力图将文体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建立起来，使文体分析更为科学化和系统化。巴依的研究对象是口语中的文体。他认为一个人说话时除了客观地表达思想之外，还常常带有各种感情色彩。文体学的任务在于探讨表达这些情感特征的种种语言手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由此入手，分析语言的整个表达方式系统。虽然巴依没有特别关注文学文本，但他的“普通文体学”对于文学文体学的形成有直接的推动作用。稍晚于巴依的德国文体学家斯皮泽(L.Spitzer，1887—1960)被普遍尊为(文学)文体学之父。斯皮泽的研究对象不是口语，而是文学作品。斯皮泽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因此他详细分析具体语言细节所产生的效果，从而有别于传统印象直觉式批评。此外，他提出了一种适于分析长篇小说的被称为“语文圈”(philologicalcircle)的研究方法，即寻找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偏离常规的语言特征，然后对其作出作者心理根源上的解释，接着再回到作品细节中，通过考察相关因素予以证实或修正(Spitzer1948)。受德国学术思潮的影响，斯皮泽将文体学视为连接语言学与文学史的桥梁，旨在通过对文体特征的研究来考察作者的心灵以及民族文化和思想嬗变的历史。50年代末以前，文体学的发展势头较为弱小，而且主要是在欧洲大陆展开(在英美盛行的为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等均对文体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英美，随着新批评的逐渐衰落，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语言学理论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1958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召开了一个重要国际会议—“文体学研讨会”(参见Sebeok1960)，这是文体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这次会议上，雅柯布森宣称:“……倘若一位语言学家对语言的诗学功能不闻不问，或一位文学研究者对语言学问题不予关心，对语言学方法也一窍不通，他们就显然过时落伍了。”(Jakobson1960:377)就英美来说，这个研讨会标志着文体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诞生；就西方来说，它标志着文体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并即将进入兴盛时期。

60至70年代:现代文体学的兴盛期

在60和70年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盛行，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蓬勃发展，带动了文体学的发展。现代文体学的兴盛，表现在流派纷呈，如“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话语文体学”、“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文学文体学”、“语言学文体学”等(本文不涉及研究不同语言变体的“语体学”)。这六种流派的区分是建立在两种不同标准之上的。“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和“话语文体学”的区分，依据的是文体学家所采用的语言学模式。文体学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体的学科，在某种意义上，它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极为密切的寄生关系，新的语言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往往会催生新的文体学派。“形式文体学”是指采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布龙菲尔德描写语言学、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等形式主义语言学理论来进行分析的文体学派；“功能文体学”指采用系统功能语法进行分析的文体学派；而“话语文体学”是采用话语分析模式以及语用学和语篇语言学来进行分析的文体学派。与此相对照，对于“语言学文体学”、“文学文体学”、“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等文体学派的区分主要以研究目的为依据。卡特和辛普森指出，语言学文体学是“通过对文体和语言的研究，来改进分析语言的模式，从而对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文学文体学则“旨在为更好地理解、欣赏和阐释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学作品提供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