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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角下中英礼貌原则的多维度剖析与比较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礼貌，作为人类社会交往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维护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在不同的文化中，礼貌原则有着各自独特的内涵与表现形式。在英语文化里，礼貌原则深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如个人主义、平等观念等，这些观念渗透在日常交流的语言选择、表达方式以及人际交往的行为准则中。而汉语文化中的礼貌原则，则深深扎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礼”，历经数千年的传承与发展，成为了指导人们言行举止的重要准则，使得汉语礼貌原则在称呼、表达谦逊以及维护人际关系和谐等方面，都呈现出鲜明的文化特色。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当下，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愈发密切。然而，由于中英礼貌原则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常常导致跨文化交际中出现误解与冲突，给交流带来阻碍。在商务谈判中，一方可能因遵循自身文化的礼貌原则，采用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而另一方却按照自己文化中的礼貌习惯，更倾向于直接明确的沟通，这就可能使得双方在理解对方意图时产生偏差，进而影响谈判的顺利进行；在日常社交中，不同的问候方式、对隐私问题的不同态度等，也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误会，破坏原本和谐的交流氛围。因此，深入研究中英礼貌原则的差异，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中英两种文化的独特内涵，还能为跨文化交际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减少交流中的误解与冲突，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谐共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礼貌原则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丰硕。1973年，RabinLakoff在《Thelogicofpoliteness;or,mindingyourP’sandQ’s》一文中将礼貌与合作原则相结合，提出“语用能力规则”，其中“要礼貌”包含三条次准则，即“别强求对方、给对方留有余地和让对方感觉友好”，她从会话准则角度考察礼貌现象，被部分学者誉为“现代礼貌理论之母”。1983年，英国学者Leech在《语用学原则》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礼貌原则，将其划分为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逊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他认为人们在交际中通常会遵循这些准则，以实现使自身受惠最小、受损最大，使他人受惠最大、受损最小的目的，其中得体准则对会话行为具有更强的制约作用。同年，Brown和Levinson发表了《礼貌：语言使用中的一些普遍性》，提出“面子维护观”，认为面子是每个社会成员想为自己争取的公开的自我形象，礼貌本质上是策略性的，旨在通过采取语言策略给交际各方都留点面子。他们将面子分为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并提出了五种补救策略以应对“面子威胁行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Fraser认为礼貌是遵守社会规范所期待的言语行为，是一种规约，不礼貌行为则是违反规约的行为。

国内对礼貌原则的研究主要是在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展开。20世纪80年代末，刘润清详细介绍了Leech的礼貌原则及其准则，开启了国内对礼貌原则研究的热潮。随后，何自然、何兆雄等学者在各自的语用学专著中对礼貌原则进行了评介。1990年，顾曰国根据汉语文化特性，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五大礼貌准则，即贬已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和德言行准则，认为这些准则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共同影响着人们的言语行为。此后，钱冠连、索振羽等学者也对礼貌原则进行了修正与补充，钱冠连提出除得体策略外的十一种语用策略，以弥补合作原则的不足。

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在对比研究方面，虽然已有不少成果，但对中英礼貌原则在不同语境下的动态变化研究不够深入，未能充分考虑到语境因素对礼貌原则运用的影响；在研究范围上，多集中于日常交际领域，对商务、教育、外交等特定领域的礼貌原则研究相对较少，无法满足这些领域日益增长的跨文化交际需求；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定性研究居多，定量研究相对匮乏，缺乏实证数据的有力支持，导致研究结论的普遍性和说服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对比分析法。通过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中英礼貌原则的研究脉络与主要观点，为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运用对比分析法，对中英礼貌原则的内涵、准则、表达方式等方面进行细致对比，深入剖析两者的差异及其背后的文化根源。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多领域视角研究中英礼貌原则。不仅关注日常交际中的礼貌现象，还将研究拓展到商务、教育、外交等多个领域，探讨不同领域中中英礼貌原则的具体表现与应用差异，为跨文化交际在不同场景下的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指导。同时，在研究过程中注重理论与实际案例相结合，通过丰富的实际案例分析，使研究结论更具现实意义和可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