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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所优秀个人代表发言稿范文大全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事，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今天站在这里，我的心情既激动又忐忑。激动的是，能作为司法所普通一员代表发言，这是组织和同志们对我工作的肯定；忐忑的是，比起身边许多扎根基层十几年、几十年的前辈，比起那些在矛盾一线熬红了眼、磨破了嘴的同事，我做的实在太少。如果非要总结这几年的工作，我想，大概是“把心沉下去，把事扛起来”——这八个字，是我从刚入行的“新手小白”到逐渐找到方向的真实体会。

2018年9月，我带着法学专业的毕业证书，走进XX街道司法所的大门。报到那天，老所长递给我一本泛黄的调解记录本，封皮上写着“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他说：“小X，法律是冰冷的条文，但司法所的工作，要带着热乎气儿干。”那时的我，满脑子都是“专业对口”的豪情，总觉得用法律解决问题是最直接的方式。直到第一次独立调解纠纷，我才明白“热乎气儿”三个字的分量。

那是2019年3月，辖区里一对老邻居因为围墙高度闹得不可开交。张大爷和李婶在同一个院子住了三十年，前两年李婶翻修房子，把围墙加高了半米，张大爷说挡住了自家采光，两家从口角发展到推搡，甚至报了警。我第一次上门调解，带着《民法典》里关于相邻权的条款，想着“摆事实、讲法律”就能解决。可张大爷拍着桌子喊：“我不管什么法不法的，我就问她，三十年的交情，她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哥？”李婶抹着眼泪说：“我加围墙是为了防小偷，他要是早说一句，我怎么会做得这么绝？”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法律是底线，但矛盾的根源往往藏在人情里。

那天，我在两位老人家里来回跑了七趟。上午陪张大爷晒着太阳回忆从前：“您说李婶家孙子小时候总来您家蹭饭，您还偷偷塞过压岁钱？”下午听李婶念叨：“张哥前几年生病，要不是他天天帮忙取药，我老伴儿走得早，真不知道怎么办。”第三天，我买了两盆绿萝，跟他们说：“围墙高了，咱们在墙上搭个花架，既挡不了光，还能添点绿，您俩要是愿意，我来当这个‘花匠’。”后来，两位老人不仅拆了过高的围墙，还一起在花架下种了月季。去年春天，张大爷特意给我送了盆自己养的兰花，说：“小X，这花就跟咱们的工作一样，得慢慢浇，用心养。”

这件事让我明白，司法所的工作，既要“顶天”——把法律政策学深学透；更要“立地”——把群众的需求摸准摸实。这些年，我参与调解的纠纷有200多起，大到拆迁补偿、家庭财产分割，小到宠物伤人、停车占位，每一起都像一面镜子，照见群众最朴素的期待：他们要的不是“赢”，而是“被看见”“被尊重”。

2020年，我接过了社区矫正的担子。第一次见到矫正对象老周时，他耷拉着脑袋说：“我这种人，你们不用费心思，混完刑期就算了。”老周因交通肇事罪被判缓刑，妻子离婚，孩子跟着姥姥，他在工地打零工，总被排挤。我翻他的档案，发现他出事前是技术骨干，出事当天是为了送突发疾病的邻居去医院，结果避让不及撞了人。法律上他有责任，但人性里他有善意。

我开始定期找他谈心，不是坐在办公室里“训话”，而是跟着他去工地搬砖、和泥。有一次下雨，工地停工，我们蹲在工棚里吃泡面，他突然说：“小X，你知道我最难受的是什么吗？不是别人的白眼，是我闺女学校开家长会，我没资格去。”那天晚上，我联系了社区学校，协调老师给孩子做心理辅导；又跑到工地老板那里，把老周的技术证书和事故前的工作评价摆出来：“他犯过错，但他的手艺能给您省不少成本。”后来，老板不仅给老周涨了工资，还让他带徒弟。去年，老周的女儿考上了高中，他特意拉着我去学校，跟老师说：“这是我最感谢的人。”

现在，老周成了司法所的“编外调解员”，遇到涉及工地的纠纷，他比我们还积极：“我知道农民工最怕什么，我来说，他们愿意听。”看着他挺直腰板跟人说话的样子，我常常想起老所长的话：“矫正不是惩罚，是把走偏的人拉回正轨。我们多伸一把手，社会就少一个‘边缘人’。”

普法宣传是司法所的另一项“基本功”。刚开始，我总觉得发传单、办讲座就是普法，直到有位老太太拽着我的袖子问：“闺女，你说的‘继承权’是不是就是我儿子说的‘我家的房没闺女份儿’？”那一刻我才懂，普法不是“我讲你听”，而是“你问我答”。这些年，我们把课堂搬到了社区广场、菜市场、老年活动室——在广场，用广场舞间隙讲“养老诈骗”；在菜市场，蹲在菜摊前教摊主签简单的供货合同；在老年活动室，陪大爷大妈用手机看“民法典小剧场”。

去年，我们针对辖区里留守儿童多的情况，联合学校搞了“法治夏令营”。有个叫小蕊的女孩，父母在外地打工，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她在模拟法庭里扮演“被校园欺凌的原告”，演着演着哭出声：“我也被同学说过‘没爸妈管’，我不敢告诉爷爷奶奶，怕他们担心。”活动结束后，我们联系了学校心理老师，定期给小蕊做疏导；又跟她父母视频沟通，教他们如何用电话给孩子安全感。现在，小蕊的作文里写：“原来法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