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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万贷款全押一个村支书的“豪赌”

一、事件回溯：一场未算清市场账的“创业悲情”

2025年12月初，一则“面粉都快出毛了！村支书贷款17万带村民办厂，却卖不出去面粉急哭”的视频在网络引发热议。画面中，一位中年村支书站在堆满面粉袋的仓库里，指尖划过包装袋上的霉斑，声音带着哽咽：“这17万是贷的款，本想带着大伙儿一起增收，没想到……”镜头扫过仓库角落，成垛的面粉因长期积压，表层已泛起灰白色的霉点，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陈面味。

这场“豪赌”的起点本是朴素的乡村振兴愿景。据了解，该村地处传统农业区，村民收入主要依赖零散种植和外出务工，集体经济薄弱。为改变现状，村支书牵头成立面粉加工厂，计划通过“村集体+农户”模式，将本地小麦加工成面粉销往周边市场，既消化农产品库存，又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资金缺口下，村支书以个人名义申请了17万元贷款，动员部分村民以土地或劳动力入股，工厂很快投产。

然而，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来得迅猛。工厂投产仅3个月，首批5吨面粉便遭遇滞销。村民回忆，“原以为本地小麦品质好，面粉肯定抢手，结果周边商超早有固定供货渠道，散客又嫌包装土、品牌没名气。”更棘手的是，受季节影响，未及时售出的面粉开始受潮发霉，若继续积压，不仅贷款无法偿还，村民的入股资金也可能打水漂。村支书的“急哭”，既是对村民期待的愧疚，更是对基层创业风险预估不足的苦涩。

二、豪赌背后：基层带头人的能力困境与决策失范

这起事件表面是市场失利，深层则暴露了基层治理中的多重痛点。

首先是“带头人依赖症”下的决策失衡。村支书作为基层组织的“主心骨”，往往被赋予“全能者”的期待——既要懂政策、抓党建，又要会经营、促发展。但现实中，多数村支书由本土村民选举产生，虽熟悉村情，却缺乏市场经济、企业管理等专业知识。案例中的村支书，其“豪赌”本质是将个人权威与集体利益绑定：用个人信用贷款、以个人号召力动员村民，看似“担当”，实则忽视了科学决策的基本逻辑。这种“一言堂”式的决策模式，将集体项目的成败系于一人能力，风险高度集中。

其次是基层项目的“市场课”缺位。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是“市场导向”，但许多基层项目仍停留在“有什么资源就做什么”的初级阶段，缺乏对市场需求、竞争格局、产业链条的系统调研。该面粉厂的失败，并非产品质量问题，而是输在“不会卖”：没有品牌包装、没有销售渠道、没有市场推广，仅靠“本地小麦”的朴素卖点难以撬动市场。更值得反思的是，从项目立项到投产，是否进行过可行性分析？是否有农业农村部门或第三方机构提供过市场指导？若前期能做简单的市场调研，或许能避免盲目投入。

再者是风险共担机制的缺失。17万元贷款虽以村支书个人名义申请，但其用途是集体项目，本质属于“公债私贷”。这种操作模式下，若项目成功，收益归集体；若失败，债务却由个人承担，权责严重不对等。村民的入股资金同样缺乏保障——既没有明确的分红规则，也没有风险预警机制，一旦滞销，村民的“血汗钱”便面临损失。这种“收益共享、风险独担”的模式，不仅加剧了带头人的心理压力，更可能透支基层信任。

三、治理之思：如何为乡村振兴的“闯劲”系上“安全带”

这起“豪赌”并非孤例。近年来，类似“村支书牵头办厂却滞销”“集体项目因决策失误亏损”的新闻时有报道。它警示我们：乡村振兴需要“闯劲”，但更需要“巧劲”；需要带头人的担当，更需要制度的托底。

其一，要构建“能力提升+专业支持”的培育体系。针对基层带头人“懂农村、不懂市场”的短板，应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内容涵盖市场分析、企业管理、品牌运营等实用技能。同时，推动“专家下乡”“企业结对”，鼓励农业农村部门、高校院所、龙头企业与村集体建立合作，为项目提供前期调研、渠道对接、品牌设计等全流程支持。例如，该面粉厂若能提前与本地商超洽谈代销，或与电商平台合作开发“土法面粉”品牌，滞销风险将大幅降低。

其二，要完善“民主决策+风险评估”的制度框架。基层项目需告别“一人拍板”模式，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党支部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确保村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同时，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项目可行性评估，重点分析市场风险、资金回报周期、抗风险能力等关键指标，将评估结果作为项目立项的必要条件。只有让决策过程“晒在阳光下”，才能避免“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恶性循环。

其三，要探索“多元共担+政策兜底”的保障机制。针对“公债私贷”问题，可推动金融机构开发“集体产业贷”产品，由村集体作为借款主体，政府提供贴息或风险补偿，避免将个人信用与集体项目绑定。对于村民入股资金，可试点“保底收益+按股分红”模式，由村集体或第三方机构设立风险保障金，降低村民投资风险。此外，建立基层产业失败容错机制，对因市场风险而非主观过错导致的项目亏损，给予适当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