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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信息型操纵犯罪行为构成要件：理论剖析与实践审视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迅速，已成为全球重要的资本市场之一。自改革开放政策推动经济转型以来，证券市场为企业提供了关键的融资渠道，助力国有企业改革与股权多元化，优化了金融市场层次，满足了居民日益增长的投资理财需求。截至2023年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数量已超5000家，总市值位居世界前列，证券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然而，随着市场的发展，信息型操纵犯罪行为也日益猖獗。这种犯罪行为利用信息优势或传播虚假、不确定信息，误导投资者决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如“徐翔案”，徐翔与上市公司合谋，控制信息发布，利用资金和信息优势连续买卖股票，非法获利巨大，给投资者带来惨重损失，严重破坏了市场的公平与稳定。又如“宏达新材案”，私募机构与公司负责人合谋，借助信息和资金优势操纵股价，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信息型操纵犯罪不仅干扰了证券市场价格的正常形成机制，阻碍资源的有效配置，还侵蚀投资者对市场的信任，削弱市场的吸引力和活力，长此以往，将威胁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

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信息型操纵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看，当前学界对信息型操纵犯罪的构成要件尚未形成统一、完善的理论体系，各要件的内涵和外延存在诸多争议，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完善证券犯罪理论。从实践角度而言，明确构成要件能为司法机关准确认定犯罪、打击信息型操纵犯罪行为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增强执法的准确性和公正性；能有效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重塑投资者信心，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证券市场信息型操纵犯罪的研究起步较早，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美国作为全球证券市场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其相关法律体系和监管机制较为完善。美国通过一系列立法，如《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等，对信息型操纵犯罪行为进行了严格规制。在理论研究中，学者们深入探讨了信息型操纵犯罪的构成要件，特别是在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的认定上。例如，在主观故意方面，强调行为人对操纵行为的明知和追求非法利益的意图；在客观行为上，详细分析了利用信息优势影响证券价格和交易量的各种行为模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通过大量的执法实践，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素材，推动了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欧盟在证券市场监管方面也制定了统一的规则和指令，对信息型操纵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进行了明确规定。欧盟强调市场的公平、透明和投资者保护，在信息型操纵犯罪的认定中，注重对市场秩序和投资者利益的维护。例如，在信息的界定上，涵盖了可能影响证券价格的各种重大信息；在行为认定上，对误导性陈述、操纵交易等行为进行了详细规范。欧盟的研究成果不仅关注法律条文的制定，还注重与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和统一，以实现对跨境信息型操纵犯罪的有效打击。

相比之下，国内对信息型操纵犯罪行为构成要件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和相关案件的增多，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国内学者主要围绕我国《刑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展开研究，对信息型操纵犯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和客观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主体方面，探讨了包括上市公司高管、证券从业人员、中介机构等在内的各类主体的刑事责任；在主观方面，研究了故意的认定标准和特殊目的的有无；在客体方面，分析了信息型操纵犯罪对证券市场秩序和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侵害；在客观方面，详细研究了利用信息优势连续买卖、蛊惑交易、“抢帽子”交易等各种行为方式。

然而，当前国内外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对于信息型操纵犯罪行为的一些关键概念，如“信息优势”“虚假或不确定信息”等，缺乏明确、统一的界定，导致在实践中认定标准不统一，影响了法律的适用和执法的公正性。另一方面，在主观故意的认定上，虽然提出了一些判断标准，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信息型操纵犯罪行为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主观故意的证明仍然存在较大困难。此外，对于信息型操纵犯罪与其他证券违法行为，如内幕交易、虚假陈述等之间的界限，研究还不够深入，容易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定性不准确的问题。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以确保研究的全面性和深入性。采用案例分析法，通过对“徐翔案”“宏达新材案”“汪建中案”等典型信息型操纵犯罪案例的深入剖析，详细阐述各构成要件在实际案件中的具体表现和认定过程，从实践角度加深对理论的理解，为理论研究提供现实依据，使研究成果更具实践指导意义。同时运用文献研究法，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的学术文献、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以及研究报告，梳理和总结已有研究成果，了解信息型操纵犯罪行为构成要件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