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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地方自治浪潮下《大公报》的舆论力量与时代回响

一、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清末时期，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内忧外患的局势迫使清政府进行政治变革。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国内社会矛盾激化的双重压力下，传统的封建统治模式难以维系，地方自治运动应运而生。地方自治作为西方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途径。1905年清政府派遣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1906年五大臣归国后，会奏宣布立宪，并以日本为模仿对象，推行地方自治制。此后，一系列有关地方自治的章程和选举章程相继颁布，地方自治制度初步形成规模。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大公报》作为当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报纸，以社会舆论的方式积极参与其中。《大公报》同仁认为报纸是“开通文明之利器，社会之教科书”，肩负着“为国民的向导，为政府的监督”的责任。它多角度阐释地方自治制度，批判自治乱象，引导国民参与自治实践，为读者营造表达对自治运动看法的舆论空间。研究《大公报》在清末地方自治运动中的舆论，有助于深入了解清末社会变革时期的思想动态和民众诉求。报纸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其舆论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对地方自治的认知、态度和期望，从《大公报》的报道和评论中，能够洞察到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在民间的接受程度、面临的问题以及社会各界的反应，丰富对清末历史的研究维度。通过剖析《大公报》舆论，能揭示报纸媒体在社会变迁中所担负的“对话场所”作用，探讨其如何扩大公众参与政治的途径，实现与读者的良性互动，为研究近代中国新闻传播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提供典型案例。

1.2学术史回顾

学界对于清末地方自治运动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兴起的原因方面，学者指出，清朝末年皇权的弱化，如军权旁落、地方督抚用人权扩大等，为地方自治提供了可能；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社会出现新的社会力量——“绅商”，他们成为推动地方自治的重要力量；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志士倡导地方自治，以及统治阶级部分开明人士对地方自治必要性的认识，共同奠定了地方自治运动的思想基础。关于清末地方自治运动的实践，研究表明1908年以前是绅商自发倡办或官府督导试办阶段，如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天津自治局等；1909年以后，清政府颁布相关章程，地方自治进入全面推行阶段。在其影响上，普遍认为清末地方自治促进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增强了人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程度，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民主化进程。对于《大公报》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大公报》的发展历程、办报理念、新闻业务以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立场和社会影响等方面。吴廷俊领衔撰著的《大公报全史(1902-1949)》是迄今有关《大公报》史最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之一，该书以“大公”精神为内在逻辑，将《大公报》史分为英记时期、王记时期和新记时期，通过“报史”“年表”和“报人”三卷，全面展现了《大公报》47年的发展历程。然而，目前将《大公报》与清末地方自治运动相结合的研究相对较少，对《大公报》在地方自治运动中舆论的深度剖析存在不足，未能充分挖掘《大公报》舆论在推动地方自治理念传播、引导社会舆论走向以及促进公众参与地方自治实践等方面的具体作用和影响机制，这为本研究提供了拓展空间。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研究将运用历史学和新闻传播学的理论进行交叉分析。从历史学角度，深入梳理清末地方自治运动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和重要事件，为研究《大公报》舆论提供坚实的历史框架；运用新闻传播学理论，分析《大公报》的传播策略、舆论形成机制以及其对受众的影响，探究报纸媒体在社会变革中的传播功能和舆论引导作用。在研究过程中，广泛挖掘新史料，除了常见的《大公报》报纸文本外，还将搜集与清末地方自治运动相关的档案资料、私人信件、日记等，力求全面呈现《大公报》舆论与地方自治运动的互动关系。区别于以往对《大公报》研究多集中在其整体发展脉络或某一时期政治立场的研究，本研究从舆论视角深入剖析《大公报》在清末地方自治运动这一特定历史事件中的作用，通过对《大公报》有关地方自治的报道、评论、读者来信等内容的分析，揭示报纸媒体如何通过舆论引导社会思潮、促进公众参与政治，为《大公报》研究和清末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二、英敛之与《大公报》

2.1英敛之其人其事

英敛之，原名英华，1867年出生于北京西郊的满洲正红旗家庭，家境贫寒，父亲以摇煤球为生。为改善家庭状况，英敛之早年勤练武艺，期望通过考核列入军籍领取钱粮，但因八旗兵役粮饷微薄，难以支撑家庭，20岁左右他毅然弃武从文。英敛之童年入学，虽未读完《四书》，却开启了知识启蒙。十六七岁时，他在西山遇到乔霁轩，在其引领下，英敛之拜入彭蓼渔、志刚等博学之士门下，从此踏上求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