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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就地与迁地保护

引言

从热带雨林的层叠树冠到深海热泉的黑暗生态，从草原上的逐水草而居到荒漠里的耐旱精灵，地球生命以令人惊叹的多样性编织着生态系统的复杂网络。生物多样性不仅是自然演化的成果，更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它为我们提供食物、药物、清洁的空气和水，支撑着气候调节、土壤形成等关键生态服务。然而，在全球气候变化、栖息地破坏、物种入侵等多重压力下，生物多样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丧失。如何有效保护这些珍贵的生命形式？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两大核心策略，如同“双轮驱动”，共同构筑起生命存续的防线。本文将深入探讨二者的内涵、实践形式及协同关系，揭示它们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独特价值与相互支撑作用。

一、就地保护：守护生命的原乡

就地保护（In-situConservation），即“在自然生境中保护生物多样性”，其核心是通过保护物种的原生环境，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物种的自然演化过程。它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因为任何人工环境都难以完全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的复杂互动关系。

（一）就地保护的主要实践形式

自然保护区是就地保护最典型的载体。这类区域通过法律或行政手段划定，严格限制人类活动干扰，为野生动植物提供生存繁衍的“安全岛”。例如，某片以珍稀雉类为保护对象的山地保护区，会根据生态需求划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核心区禁止任何人为活动，确保物种栖息地不受侵扰；缓冲区允许有限的科研观测；实验区则可开展生态教育与可持续利用示范。这种功能分区既保护了关键物种，又兼顾了社区发展需求。

国家公园是近年来新兴的就地保护模式，与传统自然保护区相比，更强调“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协同”。它通常涵盖更大的地理范围，整合多个生态系统类型，同时注重公众参与。例如某片跨雪山、森林、湿地的国家公园，不仅保护了濒危的猫科动物及其食物链上的中小型兽类、鸟类，还通过生态旅游项目让周边居民成为保护的受益者，形成“保护-受益-更积极保护”的良性循环。

除此之外，重要生态功能区、湿地保护小区、古树名木保护点等，也是就地保护的具体形式。例如南方某河流域的湿地保护小区，虽面积不大，却为迁徙水鸟提供了关键的觅食和休憩地；乡村中被村民世代守护的“风水林”，往往保存着区域特有的乡土树种，成为小型的就地保护单元。

（二）就地保护的优势与挑战

就地保护的最大优势在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生境中，物种与物种、物种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得以保留：传粉昆虫为植物授粉，捕食者控制猎物数量，微生物分解有机物……这些互动是人工环境无法复制的。以某濒危兰科植物为例，其种子萌发需要特定真菌的共生，而这种真菌仅存在于原生林的腐殖土中。若将兰科植物迁地种植，即使提供适宜的温湿度，也可能因缺乏共生真菌而无法完成生活史。

但就地保护并非“万能药”，它面临着多重挑战。首先是栖息地破碎化问题。道路修建、农田扩张等人类活动将连续的栖息地切割成“生态孤岛”，导致物种基因交流受阻，种群数量下降。例如某山区的猴类种群，因高速公路的阻隔，原本连通的栖息地被分割为南北两片，研究显示南片种群的遗传多样性已出现明显衰退。其次是气候变化的影响。全球变暖导致部分物种的适生区向高纬度或高海拔迁移，而保护区的边界是固定的，若物种迁移超出保护区范围，就可能失去保护。此外，周边社区的发展需求与保护目标的冲突也不容忽视——过度放牧、非法采伐等行为可能破坏保护区的生态平衡。

二、迁地保护：搭建生命的“备份系统”

当就地保护的生境严重退化或面临不可逆转的威胁时，迁地保护（Ex-situConservation）便成为关键的补充手段。它通过将物种迁移到人工管理的环境中保存，为濒危物种提供“第二生存空间”，同时为后续的回归自然积累技术和种源。

（一）迁地保护的主要实施途径

植物园是植物迁地保护的“主力”。全球各类植物园保存了约三分之一的维管植物种类，其中许多是濒危或特有物种。例如某热带植物园建立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育区”，对野外个体不足百株的稀有植物进行集中栽培。科研人员不仅要模拟原生境的光照、湿度和土壤条件，还要研究其开花结实规律，尝试人工授粉以提高结实率。更重要的是，这些植物园往往同时是种子库的依托单位，通过低温干燥技术长期保存种子，为物种保存“基因备份”。

动物园和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则承担着动物迁地保护的重任。对于极度濒危的动物，如某岛屿特有的陆龟，当野外种群不足20只时，迁地保护的繁育计划可能成为其存续的唯一希望。工作人员需要研究其食性、繁殖行为，甚至通过人工授精、孵化技术辅助繁殖。例如某濒危雉类的保护项目中，科研人员通过模拟自然光照周期调整饲料配比，成功将人工种群数量从个位数扩大到数百只，为后续野化放归奠定了基础。

此外，基因库、离体保存（如植物组织培养、动物细胞保存）等技术手段，为迁地保护提供了更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