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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进程

引言

汇率作为连接国内与国际市场的重要价格纽带，是一国经济金融运行的“晴雨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进程，既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体系的必然选择，也是金融领域深化改革的核心命题。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严格管制，到逐步引入市场供求因素；从单一盯住美元的简单机制，到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多元定价；从波动区间的严格限制，到双向浮动的弹性释放，这一进程始终与中国经济开放程度提升、市场体系完善同频共振。本文将沿着历史演进的脉络，剖析市场化改革的核心要素，并探讨其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系统呈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如何从“行政主导”走向“市场主导”的深刻变革。

一、历史演进：从计划到市场的阶段性突破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需求驱动下，通过多轮关键改革逐步推进的。这一过程既体现了对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性调整，也反映了决策者对市场规律的认知深化。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固定汇率制（改革开放前）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汇率主要服务于进出口贸易的计划管理。这一阶段的汇率形成机制具有鲜明的行政主导特征：汇率由官方统一制定，长期保持固定，极少调整。例如，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长期稳定在2.46元左右，后期受国际市场美元贬值影响虽小幅上调，但调整频率低、幅度小。这种机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助于稳定进出口成本、保障计划经济运行，但也因完全脱离市场供求，无法真实反映人民币的实际价值，制约了外汇资源的高效配置。

（二）双轨制与初步市场化探索（改革开放至1993年）

改革开放后，随着外贸经营权下放和商品经济发展，单一固定汇率难以满足多元市场主体的需求。为解决这一矛盾，国家逐步引入外汇调剂市场，形成了“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轨制。官方汇率仍由行政确定，但外汇调剂市场允许企业在国家批准的额度内，按市场供求协商确定汇率，价格通常高于官方汇率。例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官方汇率约为1美元兑3.7元人民币，而调剂市场汇率一度升至8元左右。双轨制虽带有过渡性质，却首次将市场机制引入汇率形成，激发了企业创汇积极性，扩大了外汇储备规模，但也因价格双轨导致寻租行为，增加了经济运行的复杂性。

（三）并轨与有管理浮动的奠基（1994年汇改）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1994年我国启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汇率并轨改革：取消外汇留成制度，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这一改革将汇率定价权从行政部门转向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价格成为汇率形成的主要依据，央行通过在市场上买卖外汇进行必要调控。改革后，人民币汇率从并轨前的5.8元快速贬值至8.7元左右，随后逐步企稳，有效释放了此前积累的汇率低估压力，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奠定了基础。

（四）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机制创新（2005年汇改）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外贸规模迅速扩大，国际收支双顺差持续积累，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安排逐渐显现局限性：美元汇率波动直接传导至人民币，削弱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基于此，某年月我国启动第二次重大汇改，明确汇率形成机制转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所谓“参考一篮子货币”，即根据贸易投资的实际需求，选取与我国经济联系密切的多种货币（如美元、欧元、日元等）设定权重，综合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水平，减少对单一货币的依赖。此次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弹性明显增强，至国际金融危机前累计升值约20%，更准确地反映了经济基本面变化。

（五）中间价市场化的关键跨越（2015年“811汇改”）

尽管前两轮改革引入了市场因素，但汇率中间价（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价）的形成仍存在一定行政色彩，与上日收盘价可能存在较大偏离，导致市场预期扭曲。某年月，“811汇改”聚焦中间价形成机制，明确要求中间价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价、外汇供求情况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大幅提升了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这一调整引发了市场短期波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度出现较快贬值，但长期看，它打通了市场供求与汇率定价的“最后一公里”，使汇率更及时反映市场变化，为后续双向波动奠定了基础。

（六）近年来的机制完善与韧性提升

近年来，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如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全球疫情冲击等），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在市场化方向上持续完善。一方面，逐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从最初的±0.3%扩大至±2%，市场自主定价空间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引入“逆周期因子”“外汇风险准备金”等宏观审慎工具，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有效对冲顺周期波动，维护汇率市场平稳运行。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