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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案例

引言

在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一条虚假信息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社会恐慌、破坏公共秩序，甚至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我国刑法第291条之一第二款明确规定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将编造或传播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等行为纳入刑事规制范畴。近年来，随着网络平台的普及，此类案件呈现高发态势，既有个人为博眼球编造谣言，也有群体因误信而扩散不实信息。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既能直观理解该罪名的法律适用逻辑，也能为公众划定行为边界，维护健康的信息传播环境。

一、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法律解析

（一）罪名的立法背景与法律依据

我国刑法对虚假信息传播的规制经历了从行政责任到刑事责任的演进。早期对于类似行为主要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但随着网络技术发展，虚假信息传播速度和危害程度显著提升，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将“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明确列为规制对象，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形成互补，构建起更全面的公共秩序保护体系。

该罪名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一第二款：“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条款明确了行为模式（编造或传播）、对象范围（四类特定虚假信息）、危害结果（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三大核心要素。

（二）构成要件的具体解读

要认定某行为构成此罪，需同时满足四个构成要件：

客体要件：犯罪行为侵害的是社会公共秩序，包括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公众生活秩序及政府公信力。例如，虚假疫情信息可能导致群众抢购物资、医疗机构挤兑，直接破坏社会运行的平稳性。

客观要件：表现为“编造+传播”或“单纯传播”两种行为模式。“编造”指无中生有或篡改事实；“传播”指通过网络、广播、口头等方式扩散信息。需注意，若行为人仅编造未传播，或传播时不知信息虚假，则不构成本罪。

主体要件：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单位不构成本罪主体（但单位成员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追究个人责任）。

主观要件：必须是故意，即明知信息虚假仍编造或传播，或应当知道信息虚假（如明显违背常识）却放任传播。过失传播（如误信转发）不构成本罪。

二、典型案例的多维度分析

（一）网络谣言引发社会恐慌案：某地“地震预警”事件

某年，网民张某为测试自己开发的“地震预警软件”效果，在无任何科学依据的情况下，通过软件向当地手机用户推送“今晚23时将发生6.5级地震”的虚假信息。信息迅速在微信、微博扩散，部分居民连夜搬离住所，街道、广场聚集大量人群，公安、应急部门紧急启动应急预案，调用警力疏导群众、核查信息，直至凌晨才确认信息不实。

法院审理认为，张某的行为符合“编造虚假险情”的客观要件，其通过技术手段主动推送虚假信息，且引发群众大规模聚集、公共资源浪费，属于“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虽其辩称“仅为测试”，但主观上明知信息虚假仍故意传播，最终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此案典型意义在于：技术手段的使用不影响罪名认定，反而可能因传播范围更广、危害更大而加重处罚。

（二）疫情期间虚假信息传播案：“封城前抢购”谣言

某传染病流行期间，李某在社交媒体发布“官方将在明日零时全面封城，超市即将清空库存”的消息，并附“现场抢购”视频（实为其他城市旧闻）。该信息被转发超10万次，当地多个超市出现挤兑，部分老人因争抢物资摔倒送医，市场监管部门不得不紧急调配物资、发布官方辟谣。经调查，李某因个人经营的便利店库存积压，意图通过制造恐慌促进销售。

法院审理指出，疫情期间公众对信息敏感度极高，虚假的“封城”信息直接关联民生保障，李某的行为不仅扰乱市场秩序，更加剧了社会焦虑。其编造信息的动机（非法获利）、传播范围（覆盖全市）、实际后果（人员受伤、资源浪费）均符合“情节严重”标准，最终判处有期徒刑2年。此案提示：特殊时期（如公共卫生事件）传播虚假信息，因社会危害性放大，司法机关会从严惩处。

（三）公共事件中的“反转式”谣言：某景区“游客被袭”不实报道

某景区发生游客走失事件，原本属普通治安案件。但自媒体账号“本地探案”为吸引流量，发布“景区存在连环抢劫团伙，已致3人重伤”的不实信息，并配以模糊的“现场血迹”图片（实为景区工作人员清理动物血迹）。信息发布后，景区客流量骤降70%，周边商户损失惨重，警方不得不抽调警力调查“团伙”，最终证实为谣言。经查，该账号运营者王某为提升粉丝量，刻意夸大事实。

法院审理认为，王某作为自媒体从业者，对信息真实性负有更高注意义务，其明知内容不实仍编造传播，导致景区声誉受损、公共资源浪费，